《跌荡一百年》

未死将生

过去130年间，也就是晚清至今，中国商业逻辑竟是如此一致

1. 意识形态对现代化的干扰
2. 中央集权观念对国家商业主义的催生
3. 传统的轻商与官商文化对新生企业家结成的影响。

洋务运动同时代的世界，日后舞台上的主角都刚刚转身：

1. 1865年，美国结束南北战争，美国统一。卡内基钢铁厂，摩根。
2. 俾斯麦的普鲁士军队攻入巴黎，德意志帝国成立。
3. 1868年，日本王政复古，明治维新开始。

• 电报与火车，在中国的遭遇 （对比对华尔街的影响，参看John Steele Gordon:《大博弈》）
• 关税权——太子太保赫德——清朝最清廉的衙门

官办与商战

四大买办：唐廷枢、徐润、席氏、郑观应。以商业起家，游走于制度的狭缝之间。 唐廷枢为总办，徐润、盛宣怀为会办，设立轮船招商局（第一个股份公司，后郑观应加入）。很快以商战击败美商旗昌、英商太古。三大买办投靠朝廷，是商界的奇事一桩，但结局令人唏嘘，唯有恪守独立的席氏，枝繁叶茂，富贵百年：

• 1884年盛宣怀夺权，祸害百年，从此官股、商股同股不同权，洋务运动将是一场彻底的失败，这一结局在盛宣怀夺权那一刻就注定了。
• 同年日本最大造船企业，1日元价格出售给私人（后来的三菱），造成舆论大哗，发展成政治丑闻，但是很快扭亏为盈。

胡雪岩，坐庄生丝（实际上是多逼空）：

1. 欧洲生丝丰收
2. 中法战争，法舰入上海引发银行挤兑，胡旗下金融机构资金链断裂。
3. 由左宗棠首倡、胡雪岩筹款的福建水师全军覆没。朝廷查抄胡雪岩。

盛宣怀夺权、胡雪岩死亡，两个象征性的事件后，洋务运动筹资越来越少。

张之洞：汉阳铁厂，官本官办，亏损连连

盛宣怀与洋人竞争的重要手段，是利用政府垄断资源，其弊在于企业的“政治依赖症”，让洋务运动笼上了国营垄断的色彩

甲午战争

打断了中华民族的脊梁
37岁的康有为选择变法，29岁的孙中山选择革命，42岁的张謇选择实业（状元办厂）
晚清工业家。官办式：盛宣怀，买办式：郑观应，草根式：无锡荣宗敬兄弟，士绅商人：张謇
戊戌变法，庚子国变。义和团。

1900年，开平矿务局被英国人骗走（混乱的政局，腐败的制度），1902年11月，“降旗事件”才被捅出来

1905上海 虞洽卿的“短档朋友”
唯一的黄金年代 1911-1927
1911年 盛宣怀 铁路国有 向德英法美借款 保路运动
1、国有理念与民资冲突（若铁路股散本弱，难成大事）
2、缺乏与民资坦诚沟通，以过去经验，民资从来都是“软柿子”
3、股权回收，只返还六成现银。

无论多么稳定的结构，一旦内在逻辑消失，也会土崩瓦解

清朝灭亡，晋商殉葬

军阀割据，中央衰落，民营经济迎来黄金年代。“进口替代型”

• 荣宗敬，荣德生兄弟：面粉厂，棉纱厂
• 张謇：大生纱厂 天津纱厂，规模最大的4家，25个大股东有23个是民国政府要员，后来经济危机时毫无竞争力。
• 张公权：中国银行上海分行
• 范旭东：精盐，碱
• 穆藕生：棉花大王

以民族主义者为旗帜的抵制洋货运动，每隔三五年爆发一次。对于民众，极大地满足民族自尊心，以一种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发泄积压已久的耻辱感。对于政府，可以借此转移国内矛盾，甚至作为对外谈判的筹码。对于企业家，可以合法而富有道德地驱逐和打击对手。

工人阶级登场

• 张元济：商务印书馆。见过光绪、袁世凯、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

国家主义回归1928-1937

宋子文，蒋介石的敛财人（35岁，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博士）
1、勒索。认为其为“共产党人”，收保释费
2、重税
3、发公债
4、卖鸦片：杜月笙

蒋介石瓦解商盟：
1、政治上分化、吸收
2、经济上用公债绑架。发行公债时，把公债存入银行，取走价值一半的现金，债券可以放入交易所。
宋子文辞职，孔祥熙接任，
罗斯福新政，暂时放弃金本位，白银价格暴涨，中国出口萧条，银行业繁荣。
孔祥熙收编民营银行

抗战与挣扎1938-1948

孤岛上海，畸形的繁荣
1、国民政府后方以重工业为主体，需要上海的商业运作
2、日本战争资源需要上海转运
3、欧美各国在上海交易商品（本国互相封锁）
国民党特务对汉奸集团政治刺杀，银行互杀案

费孝通—-江村经济

孔祥熙贪腐跋扈，宋子文接任，同样敛财
华侨陈嘉庚对国共两党对比
1941河南饥荒，白修德《时代周刊》记者
杰克贝尔登 国共区域对比

接收之乱

接收变劫收，国民党失败从此注定：
上海出现4个“市党部”，北平出现8个，甚至有汪系官员“就地反正”的。破坏了当地生产，腐败，甚至敌伪的妻妾、秘书成了被接收财产。

经济政策：

1. 货币兑换。人为贬值中储券，直接推动通货膨胀，货币政策弹性顿失，为日后宏观经济破灭埋下伏笔。
2. 外汇开放，需要市场预期的信心和政治稳定，后果是黄金储备减少，法币信用下降，为日后的中央财政破产埋下伏笔
3. 产业国营化.《第一个复兴期间经济事业总原则》限定国营企业在军工、造币、铁路、能源、邮政上，私营与国营平等。与改革开放思路神似，甚至一些表述几乎一致。但是一是国家主义理念很难打破，二是官僚资本已经形成利益集团，经济学书生无法与宋子文之类抗衡。《总原则》成为废纸

百年企业史上的三个官商
胡雪岩，盛宣怀，孔宋家族，特点：
1、胡雪岩资产关系比较清晰，盛宣怀官商难分，孔宋是国家名义收购，私人身份瓜分
2、国家事务中的重要性不同，胡雪岩是二品挂名，盛宣怀是一品实授，孔宋是行政首脑
3、制度化特征明显。胡雪岩是盗窃式的，盛宣怀是股份化，孔宋是手术刀式精确切分
4、胡盛多以实业形态呈现，孔宋用金融手段
5、财富均是“一世而斩”，胡雪岩失去左宗棠庇护马上财尽人亡，盛宣怀在清朝灭亡后遭到查封，孔宋成为“国贼”
每一次对官僚资本讨伐，竟被利用使国家主义更强化，因为人们往往只关注国有资产流失，却忽略如果制度没有根本性变革，一个集团的倒台意味着另一个极端崛起。

蒋经国金圆券改革。打老虎：财政部机要秘书陶启明，杜月笙之子杜维屏
孔祥熙长子孔令侃。“扬子案”荒唐落幕，货币改革流产。国企改制失败。
用政治力量压在物价，却没有增加供应，逼工厂销售产品，事实上转嫁改革成本。
国民政府信誉彻底破产
锦江饭店创始人董竹君《我的一个世纪》：借进金圆券囤积货物，等到金圆券贬值，卖掉少去货物。一年后陈毅和陈云整肃上海汲取了蒋经国的教训。
金圆券的一个后果：促使人民币诞生

沸腾的开局

陈毅、陈云：
1、银元大战，纸币信用极低，人民币无法推广，银元暴涨。查封上海证券交易所。
2、纱布大战。全国各地抛售纱布，停止贷款，国营企业钱不准流入民间，私营工厂不准关门，照发工资，税金不准拖欠。
3、粮食大战
顾准：
1、重建征税制度
2、重构上海产供销体系，国营化垄断。全国性纺织公司、全国性土产公司、11个专业公司和一个进口公司。原料供应、产品销售、金融业彻底国营化。计划经济框架构成。
3、驱赶外国公司。高地价税

民族资产阶级还是一个需要团结和利用的阶层。一是不能变成李自成，因狂欢贪腐自我毁灭；二是不能变成抗战胜利后的国民党，把接收变成“劫收”，失去民心。
政策过渡中，怎样安抚民族资本家，同时让激进工人阶级认同，是艰巨的工作。刘少奇“天津讲话”，“剥削有功”。供需同时锐减，市场萧条。朝鲜战争。

三反五反。

1. 从诉苦运动着手，发动群众
2. 争取高级职员
3. 资本家股东之间、帮派之间矛盾。

1952 卢作孚自尽、顾准撤职。日本崛起、香港繁荣（朝鲜战争）
1953 165工程（对应西方的马歇尔计划），8500名苏联专家。三门峡水库。
大跃进 全民杀麻雀、全民炼钢铁
以革命的名义
三年困难，苏联撤专家
《精简通知》下乡，按需分配改为按劳分配

后一百多页，每一页都带着血泪。这个年代政治挂帅，而不是经济挂帅，然而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经济现象，一切经济现象都遵守经济规律。文化、思维、政治的相互作用，种种荒诞，构成研究人性的社会学标本
经济萧条→青年学生失业（变成红卫兵）→（处理方法）上山下乡
同期美国（婴儿潮）垮掉的一代，日本学生运动，法国学生运动。
没有演变成颠覆性的革命原因：1、日渐富足的中产阶级没有成为学生的同盟军，革命失去土壤2、知识分子的理性、制衡能力3、体力工人减少，知识工人变成主流
顾准 吴敬琏
后记：
清朝覆亡，民国崩溃，不是因为一夫夜呼，而是数十年前埋下的经济隐患。任何组织衰败，都是因为很久以前埋下的一个经济方面的种子，而最后必然体现着财务状况上的衰败。
过去的2000多年，中国维持中央集权，让国家主义变得顺理成章。每个人对他的社会都负有责任，那个社会的弊病他也有一份，他们常常用被欺骗、被蒙蔽、被利用这样的字眼原谅自己的错误。没有决心和勇气，我们永远不可能进步。如晚清重臣李鸿章1880年疾呼的那样，“我朝处数千年唯有之奇局”，百年跌荡，风雨如晦。
1977年，历史掀开新的一页。

《浩荡两千年》

前言 企业史就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好奇：司母戊大方鼎

司母戊大方鼎的总工程师是怎样的人？他组织了一个怎样的团队？使用什么样的管理章程，保证鼎的质量和制造效率？

中国人并不“轻商”，远古就以“商”为国号，明清以来，知识分子也不轻于言商。
经济要素上，中国有发展工商经济无数优越的条件。

• 这里有最早也是维持时间最长的统一市场，与欧洲中世纪之前的封闭分割、自给自足式的地方领主经济全然不同。
• 中国早在唐宋时期，就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城市群，长安、洛阳及临安都是人口过100万的超级大城市；在同时期的欧洲，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10万人。
• 中国有举世闻名的四大发明，科技水平遥遥领先于其他地区。
• 这里还发生了最早的农业生物革命，宋代水稻和明代棉花的普及造成了人口的大爆炸。中国是第一个人口过亿的国家，庞大的内需市场为工商生产和流通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环境。
• 中国还在工商制度创新上拥有很多世界纪录，元代出现了世界上的第一张纸币，宋代出现了第一批合股公司和职业经理人阶层，清初则出现了粮食期货贸易。
• 中国还有非常健全的乡村自治体系，有世界上最富有、人数最为众多的商帮集团。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中国是工商经济最为发达的国家，却保持了长达千年的“高水平停滞”

• 农业。各地农村所用的机械类农具，都是在汉代就已经发明出来了的。
• 在工商方面。早在商代，已能够组织300人以上的作业团队铸造重达833公斤的巨型铜鼎，汉代冶铁作坊规模已达千人以上，然而到清朝末年，冶铁作坊的规模也与此相仿。另据计算，西汉时期每户家庭的用铁量将近4公斤，这与1949年之前农村家庭用铁的实际情况大体一致
• 在城市经济方面，最繁荣的大都市出现在宋代，而进入明清之后，城市规模竟有所缩小。唐宋两朝，城市人口占到总人口比例的20％以上，而到1820年的晚清，竟只有6.9％
• 商人阶层被妖魔化，政治地位和社会地位极其低下。司马迁也因在《史记》中专写《货殖列传》一章，而遭到后世学者的诟病。在史书上，连妓女的名字都远远多过商人。清代山西商帮财富总和相当于中央财政收入的两倍，可是在536卷的《清史稿》中，被记录在案的晋商仅一人而已。

费正清问：“中国商人具有一种与西方企业家完全不同的想法：中国的传统不是制造一个更好的捕鼠机，而是从官方取得捕鼠的特权。”

对商人的蔑视，对工商从业者的蔑视，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曾经是东、西方世界的共识。

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在《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一书中认为：“一个政府同另一个政府的最大不同，在于市场取代政府或政府取代市场的程度。所以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既是政治学又是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封建制度

钱穆在《中国历代政治得失》提出“从这两千年的历史中，可以找到四个趋势，其中有集权、抑商。
中国从公元前7世纪，“管仲变法”，开始探索国家积极干预产业经济的试验，此后多有演进，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灭六国，逐渐成为一个中央集权制国家。
这种中央集权、大一统的帝国模式并非一日建成，它经历了一个漫长、血腥和充满探索的历程。对于专制者来说，必须在四个方面完成制度建设，包括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分配模式、全民思想的控制模式、社会精英的控制模式，以及与之相配套的宏观经济制度模式。 中国历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本质都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

• 郡县制度：为了保证帝国的稳定，在政治上必须保证中央的人事任命权，避免地方割据势力的滋生；
• 尊儒制度：封杀“百家争鸣”的学术传统，以实现全民在意识形态上的大统一；
• 科举制度：通过公平的考试制度，将优秀人才吸纳到体制之内，为我所用；
• 国有专营制度：在经济上，实行重要资源的国营化垄断，以控制国计民生。

这些制度历经上千年的打磨和探索，日渐趋于精致完善，在明清时期达到巅峰。
唯独“不如人意”的是国有专营化的经济制度,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发展模式。
历代多次著名的“变法”，均与此有关。宋代“王安石变法”失败之后，中央政府彻底放弃了整体配套体制改革的变革路径。明代之后，转而实施闭关锁国的政策，推广男耕女织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的经济能量向乡村猛烈下沉。而在同一时间点，西方则走出中世纪，开始了轰轰烈烈的文艺复兴、航海大发现、工业革命。历史的大分流由此而生。

政商博弈史

在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下，中国企业史归根到底是一部政商博弈史。
当政府为了政权稳定，全面控制了重要的生产资料之后，它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经济组织，它必然有自己的利益需求，用后世的话讲就是“保证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必然会制度性地压抑民间工商业。由此，出现了四个非常具备中国特色的“经典困境”。

1. 国有资本与民营资本“楚河汉界”，前者垄断上游的资源型产业，后者则控制中下游的消费生产领域，中国的市场经济出现“只有底层，没有顶层”的奇特景象。
   为保持垄断和支配的地位，政权与国有资本集团必然对财富的集中度非常敏感，民间资本因而不被允许做大，所谓的“抑商”政策从来是出于政治性的要求。中国史家常说“均贫富”，其实，在“均”的前提之下，“均贫”还是“均富”是一个被忽略了的问题。中央集权制度必须把民间财富打散，以维持在“均贫”的平衡点上。
2. 政府与民间没有形成对等的契约关系，民间资本的积累缺乏制度性保障。在皇权制度及其法权体系中，人民的财产合法性建立在“皇恩浩荡”的前提之下，因此，政权对人民财产的剥夺带有不容置疑的正当性。
   中国的工商阶层在商业智慧和商业伦理上毫不逊色，甚至称得上是杰出的一族。但是，一旦涉及市场与统治权力的关系时，中国商品经济难以获得最终发展的原因就立刻非常强烈地凸现了出来。财产在法律上的“权界”及其不可侵犯性，从来只存在于民众彼此之间，根本不可能存在于自上而下的统治权力与“子民”之间，统治者对国民人身和财产权利拥有任意宰割的无限威势。
3. 权贵资本横行，寻租现象历代不绝，财富向权力、资源和土地猛烈地聚集。社会资产不是在生产领域积累放大，而是在流通领域内反复地重新分配，技术革命几无发生的土壤。
   政府在确立了国有专营制度后，必设立国有企业体系，而因产权不清晰、授权不分明等缘故，又一定会诱生出权贵经济，当权者以国家的名义获取资源，以市场的名义瓜分财富，上下其手，攫取私利。
   与此同时，天性趋利的民间商人通过寻租的方式进入顶层以牟取暴利，从而催生出一个制度性的官商经济模式。
4. 在国有资本和权贵资本的双重高压之下，民间商人危如累卵，惶惶不可终日，出现强烈的恐惧心理和财富幻灭感，产业资本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移，经济成长从而失去创新动力。
   唐史专家刘玉峰在《唐代工商业形态论稿》中分析了唐代工商资本的五个流向：奢侈消费、交通权贵、土地购买、转化为高利贷资本以及囤积货币。自唐以降，这一景象几乎没有更改，晚明以及清代中期之后的奢靡之风更远胜过前朝，商人在致富之后，即把大量资金从生产领域中撤出，用于日常消费，大肆添置土地及修筑极尽豪华的庄园别墅，无数能工巧匠把毕生的才智投注于雕砖、刻木、制瓷、镂玉，在手工业的精致上越走越远。
   所谓“富不过三代”，并不仅仅因为中国的商人没有积累三代财富的智慧，而是因为，财富的积累必托庇于拥有者与政权的关系，而这一关系则必然是脆弱的和不对等的。

至此，我们就可以回答“费正清之问”了——为什么中国的商人不是去制造捕鼠机，而是去追求捕鼠的特权？答案其实是明显的：如果没有获得捕鼠的特权，再高效的捕鼠机都无法工作。

动荡中，商人阶层常常成为最早被侵害的族群，因为人们对统治者的愤怒，将首先倾泻到那些生活在他们身边的有产者身上——在他们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富有造成了社会的不公平，相对于高高在上的统治者，人们更容易痛恨身边的有产者。而更让商人阶层痛苦的是，在历史的爆裂点上，他们的处境往往是两难的：集权体制从根本上侵害他们的利益，可是当体制崩溃的时候，他们又是首当其冲的受害者。
在经济史上，历朝历代从来有先开放后闭关的规律，汉唐明清莫不如是。一开放就搞活，一搞活就失衡，一失衡就内乱，一内乱就闭关，一闭关就落后，一落后再开放，朝代更迭，轴心不变，循环往复，无休无止。

我们这个国家，只要没有外患内乱，放纵民间，允许自由从商，30年可出现盛世，50年可成为最强盛的国家，可是接下来必然会重新出现国家主义，必然再度回到中央高度集权的逻辑之中，必然造成国营经济空前繁荣的景象。无数英雄俊杰，在这种轮回游戏里火中取栗，成就功名，万千市井繁荣，在这个历史搅拌机里被碾成碎片。

第一部：集权帝国的奠基期

第一章 商人出身的“千古一相”

在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具有完备的经济思想的人正是管仲，他辅佐齐桓公成就了春秋时期的第一个霸业。

钱穆在《国史大纲》一书中称，“中国为世界上历史最完备之国家”。公元前841年开始，中国就明确有年可以考据。

• 周王朝的第十代周厉王任用佞臣，导致国人暴乱，厉王被迫出逃，朝政由大臣召穆公、周定公同行政，号为共和。
• 公元前771年，“烽火戏诸侯”的周幽王被犬戎杀死，西周终结，周平王迁都洛邑，是为东周。
• 从迁都的公元前770年起，到公元前476年，史称春秋时代。在这290多年间，周天子的权威日渐丧失，社会风雷激荡，战火连天。
• 一些诸侯国脱颖而出，先后称霸，最著名者有“五霸”，齐桓公正是五霸之首。

管仲兴齐，靠的并不是兵戈征伐，司马迁：“其为政也，善因祸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也就是说，管仲最擅长的是配置资源，提高效率，以妥协和谨慎的方式重建各种秩序。这些特征无疑很有点“企业家的精神”。
这位在商场上滚过“烂泥”、在战场上当过逃兵的政治家不喜欢开天辟地式的创新，而是往往以“循古制”的名义来进行改革，他注重秩序和政策的延续，是一个天生的保守主义者。他在经济上的创新很多，其中最值得记载的是三项：四民分业、贸易兴国和盐铁专营。

四民分业

四民分业：把国民分成士（军士）、农、工、商四个阶层，按各自专业聚居在固定的地区。把社会各阶层按职业来划分管理，管仲是历史上的第一人，这种专业化的商品经济模式，两汉以来都被尊奉为基本形态及指导原则。

职业化是一个社会进步的标志。在殷周时期，就已有专业的工匠出现，文献记载为“百工”，这些人都是被政府直接管理的奴隶，没有独立的人身自由，所谓“工商食官”，他们的职业世代相传，不允许改变。《左传》记载：“在礼……民不迁，农不移，工贾不变。”职业的世代相传，自然有利于工艺的传承和进步——在没有公司制度的年代里，家庭无疑是最具有组织形态的经济基础单位。很多工匠最终以职业为姓，流传至今，如陶氏是制陶的工匠、施氏是旗工、繁氏是马缨工、樊氏是篱笆工、终葵氏是锥工，等等。
台湾学者赵冈认为，“中国的社会职能分工比欧洲早了至少1000年，主要的传统生产技术（工业革命前的非机器生产技术）在中国出现的时间也比欧洲早800～1000年。”

管仲认为，“四民分业”有四个好处，

1. “相语以事，相示以巧”，同一行业的人聚居在一起，易于交流经验，提高技艺；
2. “相语以利，相示以时”、“相陈以知价”，对促进商品生产和流通有很大作用；
3. 养成专业气氛，人人安于本业，不至于“见异物而迁焉”，从而造成职业的不稳定性；
4. 无形中造成良好的社会教育环境，从小就耳濡目染，父兄的教导不须严厉督促也能教好。

专业分工、父子相袭的制度让齐国的制造业技术领先于其他国家
“四民分业”表面上看是对殷周古制的继承，其实却有很大的差别，其根本性的不同是，把“工商”与“士农”并列，同视为“国之石民”。

古人对工商的态度有过数度戏剧性的转变。

• 早在殷商时期，人们是乐于和善于经商及从事手工制造业的
• 周朝的建国者们在反思商朝灭亡的教训时认为，殷商之亡就是因为民众热衷工商而荒芜了农业，造成民心浮躁，国基不稳，因此，转而推行鄙视工商的重农政策。在周制中，工商业者的地位变得非常低贱，“百工”常与处于奴隶地位的臣妾（男女奴隶）并列。
• 到了春秋时期以后，好商之风再起——这也被一些道学家看成是“礼崩乐坏”的一部分。在史料中出现了大量专业的自由商人，他们往来于各国之间，近购远贩，获取利润，年轻时的管仲和鲍叔牙无疑属于此类。

把工商业者抬升到与“士农”并列的地位，在当时的士大夫阶层并非共识，中国商业之开化，以齐为最早。

贸易兴国

管仲还是一个自由贸易主义者。

齐国地处海滨，渔业和煮盐业一向发达，管仲规定，

• 鱼盐可以自由出口，关隘只登记而不予征税，以便利诸侯各国。
• 其他的出口商品也实行单一税制，在关隘征过了的，在市场上就不再征了，反之亦然。
• 对于前来齐国做生意的商人，他更是大开国门，提出“空车来的不要去索取税费，徒步背东西来的不要去征税，这样来的人就会越来越多”。
• 为了活跃市井，管仲甚至首开国营色情业，以此吸引他国商旅，并大收其税。（后来的色情业者因此奉管仲为保佑平安的“产业始祖”）

盐铁专营

如果从管仲的自由贸易政策进而推断认为他是一个自由主义经济学的信奉者，那就大错特错。事实上，管仲是中国最早的中央集权主义实践者，在放活微观的同时，他十分强调政府对经济的宏观管制，而其手段则是从财政、税收和价格三方面入手。在这个意义上，管仲实行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经济大变法。

管仲对后世影响最大的制度创新是盐铁专营，它几乎成为中国式中央集权制度的经济保障。

齐桓公与管仲多次切磋富国之策，齐桓公建议对房屋楼台、树木、六畜、人口征税，管仲一一否定，直接向人民收取财物，自然会招致人民的不满。最好、最理想的办法是取之于无形，使人不怒。
管仲提出了“寓税于价”的办法，把税收隐蔽在商品里，实行间接征收，使纳税者看不见、摸不着，在不知不觉中就纳了税，不至于造成心理上的对抗。在具体的办法上，管仲给出了简单的七个字：“唯官山海为可耳”——只要把山、海的资源垄断起来就可以了，山上出铁矿，海里产海盐，是为盐铁专卖制度。

管仲提倡盐铁专营，但不是主张政府亲自下场。比如盐业，管仲实行的是专卖政策，开放盐池让民间自由生产，然后由国家统一收购。只要一发现矿苗，就马上要由国家保护和封存起来，管仲又控制了铁器的定价权，并对所生产出来的铁器进行统购统销。在这些前提之下，管仲开放冶铁作坊业，允许民间商人自主经营，其增值部分，民商得七成，政府得三成。
这就是后世非常流行的“资产国有、承包经营”的雏形。

从管仲的论述中可见，他事实上是将盐铁的专卖看成“间接税”，或者说是“变相的人头税”–在表面上，民众似乎没有纳税。这种巧妙曲折的治国理念一直延续数千年，其实正是中国与西方诸国在经济制度上的最大差异所在。
西方的经济理论中，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甚至唯一的来源是税赋，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道格拉斯·诺斯便论述说，政府是“一种提供保护和公正而收取税金作为回报的组织，即我们雇政府建立和实施所有权”。

国有企业是那种“看上去像企业的政府”，而政府则是那种“看上去像政府的企业”。当它们从各自的利益诉求出发，成为微观经济领域中的逐利集团时，民营企业集群则被间夹其中，进退失措。这一中国式经济体制延续千年，迄今未变，而管仲，正是“始作俑者”。

其它

• 管仲在其他产业的税收上就表现得非常宽厚。
• 管仲甚至以霸主身份统一各国的关贸税赋，好比是在创建一个区域经济的关税同盟体，在两千多年后的今天看来仍然是国际贸易的游戏惯例，毫无落后之感。
• 管仲还是一个运用价格来调剂经济和增加国家收入的高手。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布，即不必再征布税，而要征于原材料麻，麻价因课税涨10倍，布价就可能因此而上涨至50倍；同样道理，如果国家掌握了大量的织帛，就可征课原材料丝的税，这样又可使织帛的价格上涨10倍。
• 在列国间的贸易上，他主张根据不同的情况来对待各国的价格水平，所谓“因天下以制天下”，如果他国的商品质量高过本国，他主张提高该商品在本国的销售价格，这样就可以引导外货的输入。如果要奖励出口，就要压低出售价格，“天下高而我下”。
• 管仲的经济思想中，最为奇特的一项是鼓励消费，他甚至倡导奢侈，这在古往今来的治国者中可谓仅见，在《管子》一书中就有一篇奇文《侈糜篇》。管仲倡导奢侈的理由是，“丹沙之穴不塞，则商贾不处”，“富者靡之，贫者为之”。就是说，只要不人为地堵塞利源，商贾就会日夜不息地从事营运而不知休息，而富裕的人只有不断消费，贫穷的人才有工作可做。
• 在《管子·乘马》中，他说，每当年岁凶歉的时候，人民没有本业可作，国家就应该进行宫室台榭的修建，以增加人民的就业，尤其要雇佣那些丧失了家产的赤贫者。这时候修筑宫室，不是为了享乐，而是为了增加就业，平衡经济。这种通过政府的固定资产投资来刺激经济复苏、增加就业的做法，在当今之世并不罕见，可是在两千多年前就有这样的智慧，确实是让人惊叹的，在漫长的中国经济史上，除了管仲，只有宋代的范仲淹曾经有过类似的思想。
• 管仲有很强烈的民本意识。他说：“政之所兴，在顺民心。”他不主张用严酷的刑罚来威慑百姓，因为“刑罚不足以畏其意，杀戮不足以服其心”。那么如何才能做到“顺民心”？管仲的答案是要“从其四欲”，即“百姓厌恶劳苦忧患，我就要使他们安逸快乐；百姓厌恶贫困低贱，我就要使他们富足显贵；百姓厌恶危险灾祸，我就要使他们生存安定；百姓厌恶灭种绝后，我就要使他们生养繁衍”。他以为，为政者只要懂得这些道理，把给予看成是取得，就是从政的法宝了。

贸易战

管仲是一个和平主义者，更乐于用商战的办法来削弱其他国家的势力。在《管子·轻重戍》中便记载了两则十分精彩的案例。

齐国旁边有两个小国，莒国和莱国，多年以来与齐摩擦不断。齐桓公即位后问计于管仲：“莒、莱两国又有农田，又特产紫草（一种染料作物），国力不弱，如何对付？”管仲说：“这两个国家出产紫草，而我们却出产铜，您就派遣一些没有作战经验的士兵去采矿冶铜，铸成货币，再用它高价购买两国的紫草。”
莒、莱两国的国君听说齐国高价收购紫草，当然大喜过望，在他们看来，铜币是人们所珍重的，而紫草则是我国特产，用我们的特产换取齐国所有的铜币，这样一来，齐国终将被我们兼并。于是，两国民众在政府的号召下纷纷放弃了粮食生产，去种植获利更高的紫草。第二年，管仲突然命令所有采矿冶铜的士兵全部回去种粮。然后，停止向莒、莱两国进口紫草。如此一来，两国粮价顿时大涨，莒、莱之民纷纷投靠齐国。经此一役，两国国力大减，不得不归附齐国。

另一场商战发生在齐和鲁、梁之间。
鲁、梁两国的民众擅长织绨，这是一种色彩光亮、质地丝滑的丝织品，用它裁剪而成的衣服是当时最高档的服装。管仲就恳请齐桓公带头穿绨衣，还让他的左右侍从也同样跟随。很快，穿绨织的衣服成了齐国上下的时尚。虽然绨的需求量猛增，供不应求，管仲却不允许本国人生产绨织品，而是一律从鲁、梁两国进口。为了大张声势，他还特意安排齐桓公穿着绨衣到齐国与鲁、梁交界的泰山南面去炫耀了十来天。管仲召集这两国的商人，对他们说：你们为我织绨10匹，我给你们300斤铜，如果织了100匹，我就给3000斤铜。这样一来，你们两国即使不向人民征收赋税，财用也足够了。
鲁、梁两国如同莒、莱一样，果然中计，在政府的鼓动下，民众纷纷从事绨的纺织，农事因此荒废。一年多下来，粮价果然暴涨。到了这时，管仲如法炮制，下令关闭与鲁、梁的通商关口，不再进口一匹绨布。两国经济顿时崩溃，难民纷纷涌入齐国，管仲顺势让他们去开拓齐国的很多荒地，反而促进了农业的生产。鲁、梁从此一蹶不振，鲁国的国君不得不亲自到齐国去纳币修好。

管仲治齐40年，国强民富。都城临淄成为最繁华富足的城市，居民达30万人之多，与其同时的雅典城人口不到5万。在漫长的两千年动荡国史上，生活在这40年的齐国人应该是最幸福、平和的人民之一。

第二章 商父的诞生

“商父”范蠡是“先官后商”，与管仲“先商后官”的经历不同。范蠡辅佐的是“春秋五霸”中的最后一个霸主越王勾践。

（阖闾、夫差、西施的事就不做笔记了，主要看经济）

“十年生聚，十年教训”

1. 建立各种生产和军事基地。范蠡是第一个以产业模块的方式规划国民经济的人，这当然又比管仲进了一步。他通过建设这些生产、军事基地，有计划地重构了越国的国民经济能力。
2. 以价格调控的办法促进粮食生产。谷贱伤农，贵伤工商业者（会导致国家财政收入下降）。因此，实行宏观调控的浮动价格政策。这样，农业和工商业都能得利，物价稳定，关隘和集市繁荣。
   认识到供求关系对价格的重要性。粮价上涨时，国家抛售粮食；粮价格下跌时，国家收购粮食。
3. 范蠡还天才地发现了宏观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并据此来设计政策。“旱则资舟，水则资车”。“积著之理，务完物，无息币”。就是说，要发展商业、积聚财富，务必严格注意商品的质量，“务完物”，还要注意加快资金周转，“无息币”，不要让货币滞留在手中，成为死钱。

（范蠡辞官后又数次暴富）

范蠡将所有的商品分成两大类，粮食类和非粮食类——田宅、牛马等等。在他看来，这两类商品的价格波动是相反的，在丰收的时候，谷物价格下降，人们对非粮食商品需求增多，其价格必然上涨；如粮食欠产，谷物价格上升，则非粮食类商品必然价跌，所以，购进或抛卖，都应该顺势而动。

范蠡还强调薄利多销，加快资金的流动，这样才能获得长久的利益。囤积居奇，自能获取利润，但又不可以赌博式的追逐暴利，“货无留，无敢居贵”——手中的货物不应该让它久留，不要贪婪地追求过分的高价。他说：“所有商品都是因为过多或过少而变得便宜、珍贵的，一种商品一旦太昂贵，大家都去生产，就会变得便宜，太便宜了，没人生产又会变得昂贵。手中的资金要像水一样流动起来，才能够发挥最大的效率。”

从这可以看出，这时商人的地位还是挺高的。书上又写了猗顿（受范蠡点拨）、荀莹、郑国商人弦高、孔子门徒子贡。

书上又对比了东西方思想，认为还是东方思想更有深度。
这种经济思想上的早慧，是由多种原因促成的。

1. 早期经济制度不同。欧洲封建领主的庄园自给自足。而中国至少从有文字记载的公元前7世纪以来，就是一个语言相通、贸易自由的统一市场，产品的商品率非常高，商人阶层活跃，“在中国历史上只出现过政治性的封建制度，而未曾出现过经济性的封建制度”。
   中国的统治者还特别强调社会分工
2. 地方割据造就思想活跃和制度创新的巨大空间。
   人类是在物种竞争中脱颖而出的产物，国家也是如此。随着周天子权威的旁落，地方的政治和经济势力坐大，各诸侯国为了强盛纷纷实施了变革，形成百家争鸣的局面。管仲在齐国、李悝在魏国、范蠡在越国，都进行了影响深远的经济变革。
   诸侯国之间频繁会盟，一方面是有新的霸主诞生，达成又一轮的恐怖平衡，另一方面则是出于经济贸易的考虑，日渐形成了贸易共同体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各国加快道路建设，尝试统一计量标准、关税比率等，这一切都为商业流通提供了条件。
3. 中国古代的城市化程度相当高。春秋末期的人口总数为3200万人，而城市居民人数就多达509万人，城市人口比重为15.9％

白圭，比范蠡晚生约200年，与孟子、商鞅同时代。“智”——商人必须善于分析形势，具备及时采取正确的经营策略的智慧。“勇”——商人必须行动果敢，勇于决策。“仁”——商人必须用优质商品和服务对待顾客和供应商，对有恩惠的人要舍得施与。“强”——商人必须能有所守，具有坚强的意志和毅力。

第三章 铁血兵马俑

秦国历史：

• 晋封秦襄公为诸侯，才正式立国。
• 秦穆公，兼并了12个诸侯国，开拓疆土上千里，是“春秋五霸”之一。
• 秦穆公之后的200多年里，已是寸土难得，在它东面的晋国是一个超级大国，秦人屡屡败阵。直到晋国分裂成韩、赵、魏三国，齐和楚也因内乱而国势日衰。于是秦孝公求贤召唤声，商鞅来了。

商鞅实施“霸道之术”，他的变法分为三个阶段，分别是农耕、军战和中央集权，其最终的结果是把秦国变成了一个无比强大而恐怖的战争机器。

农耕

《垦令》中心思想就是让整个秦国成为一个大农场。商鞅认为，治国之要就是让民众“归心于农”，大家都去耕地了，民风就朴实而纯正，国力就可强大。

要让国民都去种地，就必须堵住其他的出路。
在《算地》一文中，他写道，如果技艺之士（手工业者）得到重用，那么民众就会取巧并喜欢到处迁徙，如果商贾之士得到重用，那么民众就会议论纷纷并竞相仿效，如此，则“田荒而兵弱”。所以，他提出了众多限制商业的法令，其中不乏极端之举。

例如：

• 严禁商人贩卖粮食，同时禁令农民购买粮食。在他看来，只要不允许粮食买卖，商人就无从得利，所以家家必须去种地，那么粮食产量必然提高。
• 坚持重税政策
• 主张矿山国有化，把“山泽之利”全部收归国家
• 令所有商贾的奴仆必须服役、所有在朝的官员不得雇请佣人，这样一来，既提高了雇工的成本，又逼迫贵族子弟必须亲自耕作。
• 商业之繁荣，关键在于人口流通，商鞅深谙其中奥秘，所以，他针对性地出台了几条极其严苛的法令。其一，他下令在全国进行户籍登记，命令百姓不得擅自迁居，这是中国户口登记制度的开端，迄今仍在沿用；其二，他出台法令禁止私人经营旅馆业，目的是大大减少人口的流动。
• 敌视货币。“金生而粟死，粟生而金死” 在他变法的20余年中，秦国一直是以物易物，直到他死后3年，才开始铸币。

商鞅的这些变法，前不见古人，用司马迁的说法，“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也就是，变法实施之后，民怨沸腾，3年之后，居然大见成效。

军战

商鞅的政策是两条。第一，“宗室非有军功论，不得为属籍”。收回贵族所有的爵秩，取消特权，重新分配，只有在战场上立下功劳，才能够重配爵秩，列籍贵族。第二，“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只要有军功，无论贫贱都可以获得贵族的爵秩。

有奖当然有罚，作战之时以五人为一屯，百人为一将，如果作战结束，“一屯”或“一将”居然没有杀死一个敌人，那就要处死为首的“屯长”和“百将”。
还尊之以身后之名。他出台法令，规定秦国民众从小夫到大夫，爵级一等，就可在死后的墓地上种树一棵，也就是军功越大，墓上植树越多，树木繁茂，足以光耀子孙。

军爵制（武士）与科举制（文士）互为勾连，构成了延续千年的平民社会的稳定性。这两个制度的形成，再加上政权对商业的道德蔑视及制度打压，最终构筑了中华文明的重要特质，千百年来，全中国有才能的中国人，无一能经受住名利的诱惑，纷纷投身于军爵和科举的“游戏”之中，从商自然成了不得已的末流之选。

商鞅当国，极其残酷，可谓是“酷吏之祖”
他不喜欢反对他的人，甚至也讨厌赞美他的人，在当初的朝堂大辩论时，他就说，“拘礼之人，不足与言事；制法之人，不足与论变”，也就是不允许争论，不允许辩驳。司马迁还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变法过半，一些先前反对的人跑到商鞅跟前赞美变法，商鞅说，这些都是“乱化之民”，全部流放。从此，再也没有人敢于议论国事了。
为了严格管制国民，商鞅还推行了恐怖的连坐制度。

中央集权

重要政策有三项，分别是土地改革、统一度量衡和推广郡县制度

土地改革的核心是“废井田，开阡陌”。
郡县制。县令为一县之长，由国君直接任免，他们不再是世袭贵族，而是一批没有血缘关系的职业官僚。

分析

商鞅的三轮变法，前后长达十余年，循序渐进，丝环相扣。他的强国之术堪称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史上最残酷和严厉的一种，是一次激进的国家主义试验，在经济模式上则体现为“命令型的计划经济”。 在他的治下，秦国成为一个让人望而生畏的“虎狼之国”，举国上下蔓延着极端功利主义的进取氛围，每个秦国人其实都成了国家的工具，宛若后世出土的那些兵马俑，人人面无表情而无比强悍。

他认为国有“五害”，分别是儒家学者、商贾、隐士、手工业者和勇士。
在商鞅的经济思想中，“强国”与“富民”似乎是对立的。他极端地认为，人民不但不应该有思考的能力，而且绝对不能够富足。

对比之下，

• 儒家的孔子提出“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最好的状态是“均无贫”，类似于福利社会。他还主张“藏富于民”，认为“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
• 老庄的道家也主张均贫富，其实现方式是“损有余以补不足”。
• 与儒、道不同，墨子承认富贵贫贱的适当差别的存在，唯要求可以相互转化，其转化方式取决于一个人的贤与不肖，他不同意儒家“藏富于民”的观点，主张应该先让国家富起来，所谓“官府实而财不散”
• 商鞅也反对贫富悬殊，不过在他看来，理想的状态是让人民始终处在同样的贫穷线上，最好的状态是家里没有一点多余的粮食——“家不积粟”，以保持饥饿进取的精神面貌。强兵就必须使民弱、民怯、民愚，这样的人民通过重刑或重赏即可变成勇敢而凶猛的战士。而一旦社会出现贫富差距变大的情况，就应该动用国家机器，用行政剥夺的方式来实现均衡，这就是所谓的“贫者益之以刑，则富；富者损之以赏，则贫”。很显然，商鞅把人民的贫困与无知看成是国家兵源和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

后来的治国者们，尽管再不敢像商鞅如此说得直白、干得决绝，却也并非没有效尤者，至少有两个理念顽强地留存了下来。第一，不能让民众太富足、太有思想，最终变成一种系统化的愚民政策；第二，绝大多数的治国者把国家强大远远放在民众富足之前，强调“国强民安”，而不是“国强民富”，所谓“安”者，年份好的时候，有口饭吃，饥荒到来的时候，不饿死，这已是最大的善政。

在商鞅的强国之术中，打仗是第一要义，是检验变法成功的唯一标准。
他的治国逻辑中，战争是起点，也是终点，并且循环往复不应该停止：民众都去耕作了，粮食就会迅猛增加，打仗就有了物资，然后用军爵制度激发人民战斗的热情，攻城略地之后，土地和人口又增加了，就可以扩大农耕，继续发动下一场战争。如此，国家就成了一台强大而无比恐怖的战争机器，人民则成了无知无畏的杀戮之士。
在《靳令》一文中，他说：“国家贫穷就要去打仗，可以把有害的输送到敌人那里，就没有像文士、商人那样的国害，一定会强大。国家富足而不发动战争，就会懒惰懈怠，出现文士、商人那样的国害，一定会羸弱下去。”总之，穷了要打，富了更要打。
正是在这种“备战备荒为打仗”、“把战争进行到底”的战略支配下，秦国成为战国列强中最可怕的国家，“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秦孝公终成战国霸主，重现了先祖秦穆公当年的盛况。

以治国理念而论，从管仲对中央集权的最初试验，到商鞅将之演绎到恐怖的极权主义，可以说，影响中国千年历史的治国模式到此已基本定型。与自信、国润的管仲相比，冷酷而坚定的商鞅是另外一种类型的天才，他们赫然如钟摆的两端，后来的治国者无非在两者之间彷徨选择，竟从来没有逃出他们设定的逻辑。
美国学者约瑟夫·列文森便论证说，中国的皇朝体制有着一个“自相矛盾”的运行规律：儒教君主制的基础恰恰是反儒教的法家原则。

商鞅车裂，但他的所有主要法规都被全数继承下来。

秦的兵工厂已是一个具备了标准工业化特征的制造型企业，而且肯定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工厂。不但规模庞大，而且形成了一套能够保证高质量、批量化生产的管理制度。

同时期的马其顿帝国，与秦帝国很像。征服了希腊、波斯、埃及。

当这头庞大、嗜血的战争怪物突然失去了亟待征服的“假想敌”之后，它的高消耗和低效率变得非常惊人。为了让“机器”继续运转，秦始皇只好展开移山倒海般的浩大工程，

• 他征用70万人修建自己的陵墓，
• 动用40余万人北筑长城，
• 派50余万人南戍五岭，
• 用70万人修建阿房宫。
• 征用民力修建“驰道”，以首都咸阳为中心，东至齐、燕，南通吴、楚，北达九原，其路“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推，树以青松”，
• 万里长城（自此中国成为一个“单独的大陆”——东边是太平洋，北边是长城，西边是沙漠与喜马拉雅山脉，南边是从海南岛到广西的亚热带丛林，这样，中国就被“设定”在一个四边形里。）
• 如此众多的基础建设项目的投资，在中短期内几乎没有任何的经济产出，国力之消耗可以想见，同时，权力高度集中的皇权专制制度，必定深陷于自己的政权机构瘫痪和工作效率丧失。然后 中央权威迅速瓦解。

第四章 商人的自由时代

汉初大商人主要集中在四个产业之中，分别是盐铁业、流通业、种殖业和金融业

司马迁《货殖列传》，所记录的富豪21人。可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在有汉一代，能源业、流通业和金融业就已成最具赢利性的重要产业，这一特征迄今未改；其二，在商人阶层已经出现专业化经营的萌芽，“富豪榜”中有不少人从事的是薄利多销的手工制造业。譬如贩卖胭脂水粉、贩售“水浆”以及镪剪子和磨刀等，如果没有相当的规模化生产以及广泛的销售能力，是不可能积累巨额财富的。

所有的危机都是在繁荣的土壤上萌芽起来的。
对一个“家天下”的帝国而言，民众富足及国库充裕，是一件值得庆幸之事，但同时却也可能是另外一些危机的导火线。就在“文景之治”期间，各种新的矛盾已然呈现。

1. 中央集权出现旁落的迹象。刘邦兴汉之后，实行的是分封制，众多同姓和功臣裂地建国。当放任自流的经济政策推出之后，地方诸侯利用各自的资源优势，迅速形成了强大的势力。例如吴王刘濞，他不但拥有庞大的铸钱产业，而且吴地靠近东海，既有丰富的铁矿，也是海盐的盛产地，盐、钱、铁三业，让刘濞富甲宇内，他结交各国，逐渐成为一股足以与中央分庭抗礼的地方权贵力量。
2. 商人势力也越来越大。铸铁、煮盐需要大量的人力，动辄千人以上，且聚居于偏远的深山之中或滨海之地，这是一股很难控制的民间力量。铁可以铸成兵器，盐可以获得暴利，人可以转为兵士，另外，从事流通业的富豪有众多的车辆，它们也可以被迅速地改装成战车，因此“豪强大家”就出现了。
3. 更可怕的是，权贵与商人似乎正在结成交易同盟，并极大地败坏吏治。

这让最高统治者不寒而栗。在皇权体制下，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从来是一对很难均衡的矛盾，甚至不可调和。当中央把权力集于一身的时候，政权可保稳定，但是就会造成地方创新的不足，财富阶层受到国有资本集团的重大压迫，整个社会处在低效率运行的状态之中。而当权力从中央下放到地方的时候，地方力量和财富阶层将变得十分活跃，经济可获得大发展，然而，中央的政治权威及财政收入会被大大削弱，离心离德和“以邻为壑”的诸侯经济将大行其道，此外还将出现严重的贫富悬殊。因此，如何均衡集权与放权，作出适当的制度安排，成了统治中国的首要课题，历代政权往往踯躅于此，兴盛或衰落也由此而生。此景，两千年以降未曾稍改。

文景时期，有两位雄辩的政论家先后对当时的“分权过度”提出了担忧和对策，他们是 贾谊 和 晁错。

贾谊的对策是，在政治上，实施儒家所倡导的“仁义之道”。在经济上，则是重新回到“重农”的道路上去。贾谊在《论积贮疏》中写道：“农业兴旺，才是治理天下的正道。粮食多了，有什么做不成的？只要让老百姓全都去务农，都以此为本，天下人各食其力，那些从事商业的人都转而去种地，家畜多而粮食足。这样是可以富安天下的。”

晁错更为激进，直接提出了“削藩”的主张。引发了“诛晁错，清君侧”的“七国之乱”。
在名将窦婴和周亚夫的指挥下，朝廷镇压叛乱，前后只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又戏剧性地发生了一个与商人有关的插曲。
中央军出征之时，居住在长安城中的一些“列侯封君”，纷纷请求带领亲兵随军出征。可是，他们一时难以置备齐足够的军用物资，急需筹措金钱去购买，为此，他们只好向长安城中的高利贷商人借贷。不想，那些人都推说自己手中没有现钱。因为当时尚难判断战局如何发展。只有一位叫无盐氏的商人拿出千金贷给那些“列侯封君”，年利息高达十倍。不料仗只打了三个月就结束了，无盐氏因此获利最大，成为关中巨富。无盐氏发战争财的故事，可以与19世纪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相参照，后者在1815年的滑铁卢战役中，因准确预测了拿破仑的失败而获得大利。
从无盐氏的故事中，也呈现出当时真实的政商情景。其一，商人的财势已经超过很多权贵，成为一股可以与政府博弈的社会力量；其二，众多长安高利贷者在国家危难之际不肯出贷，让治国者感到商人阶层的不忠和威胁。

“七国之乱”平定的13年后，汉武帝登基，一改前朝的休养生息政策，文治武功，把帝国拉回到高度中央集权的轨道之上。

• 对内，他采纳了贾谊曾经提出的主张，颁布《推恩令》，强行要求诸侯分封诸子为侯，使其封地不得不自我缩减，同时，朝廷向各地委派主管行政和监察工作的刺史，由此空前加强了中央集权。
• 在思想上，他接受大儒董仲舒的建议，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让儒学成为唯一的正统思想，延续了700年的百花齐放的景象到此戛然而止。
  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秦始皇失败了，汉武帝成功了。
• 对外，武帝则攻伐四野。派卫青和霍去病与匈奴作战，夺回河套和河西走廊地区。在东北方，他派兵灭卫氏朝鲜，置乐浪等四郡；在南方，则使夜郎、南越政权归附汉朝，在西南先后设立了七个郡，汉帝国版图至此基本成形。在大动兵戈的同时，他还大规模地兴修水利和修筑道路。
  就这样，在20余年的时间里，汉武帝“外事四夷，内兴功利，役费并兴”，硬是把文景两帝留下来的充沛国库消耗一空，史载“兵连而不解，天下共其劳”，“费以亿计，县官大空”。

从经济的角度来说，中央财政却出现了“用度不足”的危急情况。针对这一状况，为了补充中央收入，汉武帝开始推出一系列强硬的国营化经济政策，而具体操盘执行的，是一个叫桑弘羊的商人之子。

第五章 帝国的逻辑

桑弘羊是一个评价极端两极化的人物。
桑弘羊的经济思想与管仲、商鞅等人一脉相承，所不同的是，管、商两人治理的齐、秦都不过是人口数百万的诸侯之国，桑弘羊操盘的则是一个5000万人口的帝国，其难度显然更大，情况也更为复杂，所以他的经济思想显得更加系统，制度安排更加缜密。

总体而言，武帝和桑弘羊从 产业、流通、税收和货币 四个方面，推行了严密的整体配套体制改革，打造出一个高效、严酷的国营经济体系。

产业改革

铸钱、煮盐和冶铁国营化。

• 铸钱。汉武帝登基第一年，就进行了币值改革。颁布“盗铸金钱者死罪令”，从此杜绝了民间铸钱。第二年，废旧币，改铸五铢钱。五铢钱形制规整，重量标准，铸造精良，前后沿用了740年，直到唐代才被废止，是中国历史上铸行数量最多、时间最长，也最为成功的长寿钱，后世便把金钱俗称为“孔方兄”。
• 对盐铁两业的国营化回收，难度要大得多。历70年的“文景之治”，民间在盐铁两业所集聚的财富已经非常庞大，并且结成了盘根错节的利益关系，如何将之收归国有，是一个很有技巧的事情。汉武帝想出的办法十分高妙，他任命两位大商人——大盐商东郭咸阳和大冶铁商孔仅——为大农盐铁丞，主管全国的盐铁官营事务，内廷出身的桑弘羊协助他们的工作。两位大农盐铁丞上呈了具体的方案，在盐业上，实行的是管仲当年用过的办法：招募民众煮盐，而由官府专卖。民众向官府申请注册成盐户，煮盐费用全部由盐户负担，官府提供煮盐的铁锅——“牢盆”，煮成之盐完全由官府收购。铁业，则完全由官府彻底垄断，按规定，凡产铁的郡里均设置铁官，即便是不产铁的郡里也要在县一级设置小铁官，铁的冶炼和铁器的制作与销售，一律由铁官负责。这一法令颁布后，民间不得再擅自煮盐冶铁，更不得私自贩卖，违令者，要在左脚上戴六斤重的铁锁，并没收其器物。
  孔仅等人利用主持之便，在制造和专卖环节上安插了自己的亲信，从中牟利，出现了吏治混乱的局面。国营经济的官商化及权贵化特征似乎是与生俱来的。同时，国营化的低效率和低质量弊端也清晰地呈现了出来，各地铁官监造出来的铁器质量低劣，而且非常的昂贵，还强令民众购买，导致怨声载道。
  武帝很不高兴，就把孔仅撤换掉了。换桑弘羊上。
  • 在政府投资的驱动下，生产规模得到了空前的放大——这是所有国营事业的共通之处。还取得了规模化优势，推进工艺进步。（《汉书》记载，匈奴与汉军作战，需要用五人才能抵挡一个汉军，主要的原因正是前者在铁制兵器上的技术落后。）
  • 盐铁专营对国家财政收入的贡献当然是最大的。盐业专营上的获利估计占到了财政收入的一半。
  • 全面地打击了地方割据力量，在经济上大大保障了中央集权的重新形成。千人规模的私营生产企业不复存在，商贾豪强的隐患去除大半，而地方诸侯则被剥夺了最大的收入来源。

流通

桑弘羊还创造性地对另外一个高赢利性产业——流通产业进行了国有化改造，其手段有二，一曰“均输”，就是统购统销；一曰“平准”，就是物价管制。

均输法，规定所有贡品均按照当地市价，由政府统一采购，然后由官办的运输机构再运往其他地区高价出售。桑弘羊在大农丞之下设立均输令，各地设均输官，建立起一个由中央统一管理的国营商业网络。
平准法，就是由国家来控制全国的物资和买卖，以平衡物价，它与均输相辅相成，成为中央政府控制市场、从流通领域获取利益的重要工具。

均输与平准的推行，把经商途径几乎堵死，桑弘羊自己在阐述推行平准制度时便说，它的目的之一就是让商贾从商品买卖中无从得利。

另外一个法令则让全国的中产阶层全数破产了。“算缗令”：据实向政府呈报自己的财产数字，征收财产税。“告缗令”：鼓励举报，有敢于告发的人，政府赏给他没收财产的一半。

古今中外的历史上，所有推行高度管制的国家主义的人，都是一群致命的自负者，而他们以及他们所在的阶级则是这一自负的最大得益群体。具有迷惑性的是，他们在口头上都以“均贫富”——救济贫困，抑制豪强——为号召，这能够唤起无产者对有产者的“天然”仇恨，而实际上，他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了巩固自己的专权统治，谋求财政收入的增加。 所以，国家的利益永远在人民的利益之上。而执行这一政策的官僚，因为要与民争利，所以又必定多为酷吏，先是以铁腕手段对付商人及中产阶层，然后又私下作法敲诈，结成权贵资本集团。在这种政策逻辑之下，有产者的下场是非常可悲的。而最具讽刺性的是，政府因此增加的财政收入，大多用于国防军备，平民阶层得到的实惠却少而又少。在国家主义的政策之下，国强易得，民富难求。

汉武帝的这场“告缗运动”导致了两个后果，第一，社会财富被强迫“清零”，中产阶层集体破产，工商动力丧失；第二，更严重的是，政府在这场运动中几近“无赖”，对民间毫无契约精神，造成社会财富观念的空前激荡，民众的储蓄和投资意识从此锐减，据《史记·平准书》记载：“自此以后，民众喜欢偷窃，有好看的衣服马上就穿，好吃的马上吃掉，不再愿意储蓄投资。”其历史性后果耐人寻味。

（汉武大帝同时代的是凯撒大帝）

还有酿酒业的国营垄断。

强势的国营化运动在短期内能够发挥“举国效应”，迅速提高国家的生产能力和财政能力，对外可以与最强大的敌人进行交战，在内可以建成规模空前的大型工厂，但就长期发展而言，则必然削弱民间经济的积极性，导致社会机能的退化，进而在长期上造成国力的衰落。所以，国家主义和计划经济基本上都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一世而盛，一世而衰”，始皇如此，武帝如此，后世所有信奉和实践这一模式的治国者莫不陷入这一可怕的逻辑。

汉武帝之后的中国历代统治者从来没有轻视工商业，他们只是轻视商人而已。他们把最能够产生利润的工商业收归国家经营，是世界上最早意识到“工商富国”的一拨儿人。当国家直接进入到产业经济之后，国家资本集团就与民营资本集团构成了竞争之势，后者自然就应该遭到打压。所以，轻视商人与重视工商，正是一体两面的结果。

让人叹息的是，尽管国人如此早就已经在探索中央集权体制下的经济制度创新，然而在随后的两千年里，思考一直未有寸进。这与儒家思想在经济思考上的先天不足有重大的关系。
先秦的诸子百家，除了法家有兼并天下的理念之外，其余诸子都是小国寡民的思想产物，道家和儒家尤其如此。道家的黄老、庄子以清心寡欲为生命诉求，全面排斥权力管制，却放弃物质进步，以内向封闭和“无为而治”为理想。而儒家的孔孟虽然积极入世，但是在经济制度上一味以“复古”为目标，几乎没有太多的系统性思考，与法家、墨家乃至农家、杂家相比，儒家的经济理论体系可谓是最为薄弱的。
后世的历代儒学大家，在孔孟铺设的轨道上亦步亦趋，几乎不敢有所创新，因而在经济思想上可以说是颗粒无收。更糟糕的是，经典儒家以谈论利益为耻，所谓“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到了汉代，董仲舒更提出“夫仁人者，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不求功利的思想原无所谓好坏，但是到了治国的层面上，却显得非常可笑。
因而，在盐铁会议上，群儒对于桑弘羊的政策，只知汹汹反对，却提不出任何建设性的方案，双方交锋每每擦肩而过。群儒一直不敢直面桑弘羊一再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对外战事不断、国内天灾频繁的时候，如果通过增加税赋和徭役的办法来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势必激发民变，而采取官营工商业和“寓税于价”的办法，却完全可以达到“民不益赋”又增加国库收入的目的。除此之外，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吗？

第六章 最后的世族

王莽改制，首要之举是“五均六筦”，这就是全面恢复盐铁专营和均输、平准二法。
他说，政府要管制的都是一些人民日常必需，虽然价格很高也一定要购买的商品，也就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关键性产业”，这些产业国营化之后，就可以达到“齐众庶，抑兼并”的目的。
不过，后世的人们也都知道，所有推行计划经济的人无不以“均贫富”和实现社会公正为口号，而实际上都是为了加强集权以及扩充财政收入。

短短7年间，王莽4次改变货币，政府的金融信用几乎破产。每次变动，都造成民间的一次大破产。
王莽在土地制度的改革最为决绝——恢复全面的土地国有制，然后平均分配给农民耕种。（从先秦到1949年，历代治国者试图将土地全面国有化的人，只有两人，王莽、孙中山。）
在推行土地国有化的同时，王莽宣布不准买卖奴婢，其理由是奴婢买卖有悖于“天地之性人为贵”的圣人之义。

一个值得思考和讨论的话题倒是：为什么实施了几乎为同一版本的经济改革，刘彻成为一代大帝，而王莽却人头落地？
答案似乎有四：其一，武帝启动改革之时，削藩已经成功，政治上形成不容对抗的集权；其二，武帝的对匈战争顺乎民心，为改革创造了强大的舆论压力；其三，70年的“文景之治”，为国营化政策留下了巨大的敛财空间；其四，武帝有效地发挥了能臣以及酷吏的作用。
以上四条，王莽无一可得，他的失败是从一开始就预埋下的。因此，任何经济改革，都有路径选择和“时间窗口”两个重要条件，错过一个，都难取全功。

当刘秀披上帝袍之后，他马上转换了角色。王莽想要解决的豪强割据问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愈演愈烈，刘秀本人就是豪强出身，并靠这个集团的扶持登上帝位，在战争时期，地方势力乘机广占田园，营建坞堡，拥兵自重。刘秀一旦拥有天下，也不得不对昔日的“自己人”下手。
刘秀四处弹压，恩威并施，总算把叛乱平息了下来，可是，豪强势力实在太大，顽疾终于不能彻底割除。“苟非其时，不如息人”，也就是自认时机不到，不如息事宁人。
东汉一朝再没有出现强权皇帝，世族力量非但没有削弱，反而日渐增强，中央朝政则被外戚和宦官轮流把持。在庄园经济之下，自由的民间工商业者显然并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各地方豪强一方面握有行政的权力，另一方面又利用各种专营政策，形成了无与竞争的世族经济，文景时期的民间经济大发展景象再没有重现过。

然后是三国两晋。这数百年间，工商经济出现了惊人的大倒退现象。，主要表现有三：

1. 货币无法正常发行。董卓之后“钱货不行”，老百姓以谷物和布帛为货币，市场机能严重退化。
2. 地方割据，坞堡林立，全国性的统一大市场遭到破坏。民众躲避战祸，向往封闭自足的自然经济，陶渊明笔下那个“不知魏晋”的“桃花源”成了最美丽的生活理想。
3. 城市文明屡兴屡毁。市井工商，是一种“速生的植物”，只要有10年的太平时光，就一定会莺飞草长，宛成气象，20年便能出现巨富之家，30年可造就繁华都市，然后，政权动荡，兵戈再起，一切锦绣灰飞烟灭，轮回重新开始。这便是魏晋南北朝300多年间一再上演的剧目。例如，洛阳数次被毁。

第二部 “世界第一”的黄金期

（隋唐宋元）

第七章 长安城里的商人

罗马和汉朝崩溃后，中国历史和欧洲历史差异起来
随着罗马帝国的消亡，欧洲从此进入了一个漫长的封建制时期，并从此再未“统一”。而中国进入隋唐时代。
诡异的是，这个实现了统一大业的王朝跟800年前的秦王朝一样，竟又是一个短命帝国，它从统一全国到丧失政权前后仅仅29年。更为诡异的是，这两个短命帝国却都各自完成了几个影响千年的巨大工程，秦朝确立了符合大一统需求的郡县制度，修筑了万里长城，隋朝则创造了科举制度，同时开凿了南北贯通的大运河。

科举制是对世族模式的一次彻底“反动”。世族模式和庄园经济，从西汉中后期以降的数百年间，困扰历代治国者：王莽改制，十年而亡；刘秀“度田”，不了了之；东汉赢弱；魏晋南北朝纷乱。无不与此有关。一直到科举制的出现，才切断了世族繁衍的制度性根源。
科举制度自诞生起，就成为大一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商鞅的军爵制度打通了普通人向上晋升的“武力通路”，那么，科举制度则开拓了“文学通路”，这显然是一条更为广阔的道路。从此，优秀的人才均被纳入到体制之内。科举制度造成知识阶层对国家权力的绝对依赖，在这个由“规定动作”组成的考试行动中，知识分子首先丧失了独立生存的可能性，进而放弃了独立思考的能力，也就是从这一制度确立之日起，作为一个独立存在的知识分子阶层在中国历史上完全地消失了。

第二个重大工程，是开凿贯穿南北的大运河。秦汉以来只有东西交通的状况被改变，北风南渐，终成定势。

唐朝虽然轻商，但轻税简政。唐朝严禁官员经商。公廨钱制度：对7000户商人征收特别税。长安城里的商品交易，与其城市规划一样，完全控制在政府的干预之下，是一种“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在南方，扬州、成都、苏州和杭州，商贸非常繁荣，扬州号称“南方第一”

唐代的工商贸易中出现了两个前所未见的新人物，一是“行头”（行会主持人），二是“牙人”（职业经纪人）。
盛唐最出名的牙人，名叫安禄山，和史思明一起终结了盛唐时光。

从各种史料可见，盛唐时期的著名商人很少是世族大家，也不是靠经营盐铁等致富，而多是从事贸易、织造等产业。唐代近300年，没有出现著名的矿业大富商，与其政策有关。

第八章 乱世思弘羊

安史之乱，从制度的层面来分析，此乱的发生正是中央集权旁落的结果。从贞观到开元的100多年间，天下长治久安，治国者变得异常自信，竟忘了地方割据的隐患。唐太宗时，虽然充分下放财权和兵权，但他用边将有“三不原则”，即“不久任、不遥领、不兼统”，唐玄宗即位之后，十余年不换将官，而且各路节度使尽用胡人，他最宠信的安禄山兼统三道节度使，拥有天下三分之一的兵权，致使其胸怀异志。更可怕的是，节度使除了领兵之外，还兼理民政与财政，俨然一方独立的诸侯。从经济上看，100多年以来人口增长迅猛，土地兼并景象重现，中央政权的轻赋简政造就民间繁荣，却也暴露出大一统体制的另一面隐患——因管制乏力而导致“干弱枝强”。这一景象竟又是“文景之治”晚期的翻版，然而，会写《霓裳羽衣曲》的唐玄宗不是铁血强悍的汉武帝。

“安史之乱”历时8年，最终被平叛，这场战乱给北方中国带来了毁灭性的灾难。朝廷无力支付军备消耗，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桑弘羊的“幽灵”再度出现，中唐之后，各项专营政策重新一一出台。
在财经思想上，刘晏并无特别的创见，基本上是“桑弘羊再世”。

任何政权，当它以国有专营为经济政策之主轨后，一定会产生如同毒瘾一般的依赖性，其管制之升级往往是加速度的，甚至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汉武帝时期如此，中唐之后的景象如此，后世历代，概莫出外。当政府从专营事业中尝到甜头以后，为了增加收入，就日渐变本加厉，欲罢不能。

唐德宗学到了汉武帝的铁腕强悍，却没有学到他的技巧智慧。他杀了“桑弘羊再世”的刘晏，导致在财政政策上强硬过度而缺乏灵活性，在军事上，他也没有找到自己的霍去病和卫青。
与盛唐宛成对比，民间活力日渐丧失，国民经济再次陷入衰退循环之中。以两个政策为证。

1. “和籴”的意思是指官府出资向百姓公平购买粮食，唐代建国之后，就推行这一政策。中唐以后，和籴往往通过各府县按散户配人的方法强制进行，不仅没有公正的价格，而且在购买时多以“杂色匹缎”充数，使民户又受到一层剥削。《新唐书·食货志》就明白记录说，宪宗即位之后，每当丰收之年，政府强买民米，比赋税还要严酷，“号为和籴，其实害民”。
2. “白望” 皇宫里的太监到这里购买商品，会有一些人充当“白望”，站在集市上左右张望，看到中意的商品，便以很低的价格收购之，有的时候，甚至“白取其物，不还其价”。白居易《卖炭翁》“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一车炭，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半匹红绡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在最重要的支柱性产业——盐业上，政府对民间的盘剥暴露得尤为显著。自德宗之后，有政府靠山的大盐商控制了食盐的产销，盐价年年上涨，民间出现了武装贩盐的盐袅集团。 《盐商妇》：“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官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当种种财税政策无法执行之后，中央财政就变成了“讨饭财政”，最后沦落到要靠地方诸侯的贿赂才能维持的地步，出现了所谓的“羡余制度”。
“羡余”的意思是“地方政府收支相抵后的财政剩余”，其实就是在正常财政上缴之外，节度使们对皇帝的特别进贡。宋代学者欧阳修对此评论说：“连天子都要干受贿的事情，那么，老百姓就更加的不堪了。”

相对于国营资本和官僚资本的强势霸道，民间资本的流动也出现了日渐恶化的趋势。中唐之后民间工商资本的五条出路：奢侈消费，交通权贵（到唐末懿宗时，用钱买官已是司空见惯），购买土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使得社会财富的分配极端不平衡），放高利贷（从唐太宗搞“公廨钱”之后，私营高利贷十分猖獗），囤积钱币（安史之乱”后，富人的财富安全感越来越差，于是将大量钱币财富贮藏起来，造成社会货币流通的严重不足）
工商业利润基本上没有向产业资本转化，不存在积累放大的社会机制，而是进入到了消费市场、土地和高利贷领域，其后果当然是负面的。所以，到了中唐之后，经济治理就重现了两个周期性的大毛病，第一是土地的需求非常之大，土地兼并不可遏制，成为贫富差距拉大的“变压器”。第二是中央财政对资源管制的依赖度越来越高，终而造成对民间资本的压抑和剥夺，经济活跃度渐趋衰竭。两者相加，如果再遇上饥荒洪涝，就会引发财政总破产前提下的社会大动荡。
这几乎是中央集权制度在经济上的总反应。

随着国民经济的萎缩和衰败，唐帝国已摇摇欲坠，中央权柄被宦官把持，地方藩镇气焰非常，民间经济则因管制政策的严酷而奄奄一息。
一斗盐终于逼反了天下人。公元873年，关东大旱，千里焦裂，河南、河北先后爆发大规模的农民暴动，其领头者，正是贩卖私盐出身的“非法商人”王仙芝和黄巢。

第九章 虚弱的繁荣

中国史书向来有“暴秦、强汉、盛唐、弱宋”的“公论”

不过，宋之“弱”却有它妩媚的一面。
这是史上最温和的一个政权。宋代理学家程伊川曾总结“本朝超越古今者五事”，一是“百年无内乱”；二是开国之后的四位皇帝都比较开明——“四圣百年”；三是改朝换代的时候兵不血刃，没有惊扰民间——“受命之日，市不易肆”；四是100多年里没有诛杀过一位大臣——“百年未尝诛杀大臣”；五是对周边蛮族采取怀柔政策——“至诚以待夷狄”。

北、南两宋加起来300余年——比之前的隋唐和之后的元明清都要长，对外委曲求全，对内温和文治，18位皇帝中没有出现一位“铁血大帝”，这也算是“超越古今之事”。宋太祖赵匡胤黄袍加身之后，当即实施了体恤民间的减税政策，宣布大幅减免国内所有关隘的关税和商税，官兵不得扣留旅行者，不得任意搜索民众的包箱，政府所征收的税赋要公开张贴在官府的大门上，不能擅自增加或创收。

在产业经济上，造成宋代工商繁荣的一个重要事件是水稻的引进。
粮食产量的剧增，使人口出现急速增长的趋势，开国初年，全国人口约5000万人，到200年后的公元1200年已经超过1亿，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亿级人口的庞大帝国。

发生在10世纪的这场“粮食革命”，对中国历史演进的意义非同小可。从此之后，统治者失去了对外进行土地和人口掠夺的“刚性需求”，与汉唐相比，宋人的“血性”明显不足。国家的成长路径不由自主地趋于内生化，“稳定”的意义第一次决定性地大于“扩张”，其后的制度变革均以此为思考起点。 欧洲类似的“粮食革命”发生在16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和英国人从美洲引进了马铃薯、玉米，从而解决了粮食问题，进而出现人口大爆炸，并最终推动了资本主义的萌芽。
长期的政权稳定、温和的执政理念、粮食产量的倍数增长以及人口的膨胀，为工商经济的繁荣创造了无比宽阔的市场空间，其结果就是，宋代的文明水平达到前所未见的高度。

汴京兵器制造中心出现“万人工厂”。煤铁产量甚至比工业革命前夕的英国还要多。 宋政府取消了很多禁令，比较重要的有四条：其一，商品与铺号不再集中于政府指定的官市，居民区与商业区可以混杂，不必分开，居民被允许自由地向街开店，这使得流传千年的坊市制度成了历史；其二，取消了宵禁制度，百姓可以在夜间出游、做生意；其三，取消了对集市的行政性限制，大量非法的“草市”、“墟”终于得到政策上的认可；其四，放松了价格管制，任由市场波动决定。

宋代出现了中国企业史上的众多制度创新，其中包括：资本的所有权与经营权已有分离，第一批股份制合伙公司诞生；世界上第一张纸币——交子出现；定金制度得到广泛的运用，以及职业经理人阶层的萌芽等。

宋代的工商经济如此发达，那么，在此等如花锦绣的盛世之中，到底出现了哪些名声显赫的大商贾呢？答案是：没有。一个也没有。
原因就是宋代的中央集权制度在汉唐的基础上进一步得到强化，经济层面上的国有专营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同时，宋代的官商经济达到巅峰，社会财富向政府和官商集团猛烈地聚集。

宋代国有专营的种类之多，范围之广、资本金额之大，都是超越前代的，凡是主要商品，几乎全在国有专营之列，包括茶、盐、酒、醋、矾以及外贸所得的香药、象牙等，这些商品都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资源性、必需性和暴利性。
允许民间经营的商品则包括：针线、服装、肉食、儿童玩具等，这些商品也有三个鲜明的共同特点：经营分散、不易管制、利润微薄。

“买扑”类似后世的招标承包制，“钞引”类似于后世的特许经营制。
这是工商经济发展的一个制度性进步，它使得政府在获得垄断性利润的前提下，开放流通和开采领域，激活了市场的能量，宋代民间工商业的繁荣与此大有干系。
不过同时，它又是一种十分典型的官商经济，处在被授权地位的民间商人集团彻底丧失了对重要产业的控制权，国有资本在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支柱性产业中牢牢地掌握了资源权、定价权和分配权。
这种定向授权的方式营造出了一个巨大的寻租空间，众多学者的研究表明，那些能够获得“买扑”和“钞引”的商人大多与官府权贵有千丝万缕的关系，有很多甚至就是官员的直系亲眷或属下。 我们可以得到两个重要的结论：

1. 宋代的经济制度创新是前朝所未见的，它在宏观经济、产业经济乃至企业制度方面都出现了重大演进，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工商制度建设，在此时基本定型。宋代的官商经济模式已经实现了“标本化”，其后1000年，无非是这一“标本”的极端化和恶劣化。
2. 到12世纪末，中国人口超过1亿，成为地球上的第一个亿级大国，也是从此之后，科技创新几乎停滞。帝国出于统治的需要，实行了大陆孤立主义政策，产业革命再无动力。美籍华裔学者王国斌从“国家形成”的角度给出过如下观点：“从北宋之后的1000年里，统治者面临的最主要挑战，并非创立一个与其他政治对手竞争的全新国家，而是重建和改造一个农业帝国。因此，维持与重建国内秩序，即是国家的主要考虑，又是其行政力量投付最多的方面。”在这样的治理逻辑之下，任何变革都只可能向更加集权的方向发展，其他的、有可能挑战中央威权、引发社会秩序变化的尝试都会被严厉地扼杀在摇篮之中。

第十章 走到尽头的变法

帝国又面临土地兼并、财政不足的问题了。

王安石：均输法、市易法和青苗法

“均输”，根本目的是由政府掌握重要商品的流通权——“轻重敛散之权”，防止富商大贾进行投机活动，国家作为一个经济组织“与商争利”的特征昭然若揭。
市易法，由政府全面垄断城市的商品零售，在各地设立市易司，负责平价购买“滞销商品”，到市场缺货时出售，商品价格由市易司划定。各大城市的贸易商人必须到市易司获得核准的身份资格，否则不得擅自经商。市易法推出后，均输业务并入其中，在流通领域构成一个集采购、运输和定价销售为一体的国营垄断体系。
青苗法是王安石的独创之举，具体办法是：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农户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

跟所有的计划经济大师一样，王安石的初衷其实就是两个：第一，尽可能多地增加中央财政收入；第二，打击富豪，缩小贫富差距。而其结果也是同样的两个：前者的目标在短期内会迅速地实现，长远看却注定失败；后者的目标则从来不会实现。

变法实施之后，国库果然为之一饱。弊端也毫无悬念地呈现了出来。
均输法让发运使衙门成了一个权力空前膨胀的“政府型公司”，它到处与民争利，官方的采购价格与市场波动背驰，要么大大低于市场价格几近抢劫。正常的市场运行被完全地打乱了。宋朝官员本来就乐于经商，均输法正好给了他们一个中饱私囊的好机会。
市易法“尽收天下之货”，让政府成了最大的商店、银行和物流中心，它的经营范围越来越广，连水果、芝麻都被垄断了起来，城市商业秩序被彻底破坏。
对普通农户来说，伤害最大的当然是青苗法，此法的本意是国家拿出一定的款项在地方上放债，以免穷人受富人高利贷的剥削。可是一到执行阶段，就完全地变味了。各级官员把陈旧的霉粮放给农户，收回的却必须是新粮，放的时候斤两不足，收的时候却故意压秤，一来一回，实际利息竟比向富人借贷还要高。中央为了把钱放出去，就下达贷款指标，地方官只好搞摊派，民间苦不堪言，如果发生水灾旱灾，政府为了收回本息，就到处抓人，农民只好卖地卖儿女。青苗法实行几年后，谷价非但没有降下来，反而一路上涨，最终苦的是农户和城市贫民。

司马光执政，尽废新法，却又提不出任何有创新的制度建议。儒家只知道抱守“重义不重利”的道德原则，在经济变革上却无任何建设性主张可言。

像王安石、刘晏这样的人物，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凤毛麟角，却也并非仅见。他们为官清正，工作操劳，办事雷厉风行，行政效率极高，而且不以私利掺杂于国事。他们力主国家主义，不惜以牺牲民间工商自由为代价，换得中央集权制度的恢复与稳定。他们提出的行政口号往往是“均贫富”，可是最终的结果一定是将民间的富人和穷人一起剥夺。从经济历史角度来观察，这些“理财大师”往往是中国式的“治乱循环”的转折点。

“王安石变法”，与之前的“管仲变法”、“商鞅变法”、“桑弘羊变法”、“王莽变法”乃至“刘晏变法”一脉相连历经1000多年的探索，中国人始终没有找到一个与“唯我独尊”的大一统中央集权政体相适应的、能够维持长久持续发展的经济制度模式。
“王安石变法”是最后一次虎虎有生气的建设性探险，是整体配套性体制改革的“终结之作”，它的失败可以说是历史性的。王安石的激进与司马光的“无能”，表明基础于法家战略和儒家伦理的治国手段在经济改革领域已经无路可走，进不可得，退亦不可得。

“从宋代到鸦片战争的900年中无数次农民起义，剥夺富人财富以济贫穷的革命行动乃是司空见惯的”。与之相对应的是，治国者也放弃了制度创新，开始用更加严酷的管制方式来维持统治，其格局越来越小，经济策略越来越谨小慎微、趋向保守，最终走进了闭关锁国的死胡同。这种停滞同样体现在科学技术和企业制度的进步上，自宋之后的1000年里，再无重大的、革命性的创新。
也就是说，自王安石以后的中国，真正严肃的经济问题只剩下一个，那就是——稳定。

第十一章 马可·波罗的中国

蒙古大军在全世界屠杀的人数达到1亿人左右，其中约有7000万为中国人。

马可·波罗的游记写成几个月后，就传遍了整个意大利。其后的将近百年时间，欧洲遭受空前的自然灾害，1315年爆发的大饥荒以及1346年开始的黑死病瘟疫，使得全欧洲死亡7500万人。在空前的惊慌萧条之中，马可·波罗的游记更勾起了人们对东方和财富的无穷想象，日后，它将成为改变人类历史的“地理大发现”的向导书。

元朝因军力强大，统治者心态十分开放，根本不在意任何形式的“入侵”，所以，推行了重商主义的政策，经济开放度超过秦汉唐宋，为历代最高。
政府对商人采取了种种保护政策。
元朝的对外贸易也盛极一时，北陆南水，两条“丝绸之路”上车舟繁忙，商贾如潮。

蒙古统治者对汉人势力的死灰复燃非常警惕，全力予以打压。蒙古统治者从来没有试图“融入”汉文化，一个最突出的事实是，元朝皇帝大多不习汉语，这与之后的清朝皇帝成鲜明反差。而他们自己又不擅商业，蒙古贵族甚至被明令禁止直接经商。
于是，一个特殊的代理阶层就出现了，他们便是由色目人组成的“斡脱商人集团”。

元朝末期，纲常败坏，财政负担越来越重，治国者却没有理财之能，蒙古贵族、色目商人与汉族民众的对立情绪无法化解，这个迷信战刀的政权花了将近100年时间，却始终没能整合这个国家。
1351年前后，天下大乱，元朝覆灭，朱元璋夺得政权，于1368年建立了明朝。

第三部 超稳定的夕阳期

（明清）

第十二章 “男耕女织”的诅咒

沈万三成为巨富的原因有三个。一是粮食生产和土地兼并。二是继承了一位巨富的财产。三是从事海外贸易

对于商人阶层“先用之，后弃之”，朱元璋非第一人，前可见两汉的刘邦、刘秀，后可见1928年的蒋介石。

“稳定”是一个政治概念，而非经济概念，它几乎是宋、明之后的中央集权制度追求的唯一目标，其他都无关紧要。“稳定性的地位总是超越发展和扩张。”“从一开始，明太祖主要关心的是建立和永远保持一种政治现状，他不关心经济的发展……就明人所关心的问题来说，虽然认为中国向来是世界的中心，但是必须保持其农业特点，不能兼容并包发展商业和对外贸易。中华帝国对外并不寻求领土扩张。同时出于安全的角度考虑，明王朝当局非常想把国土与世界隔离开来。只要可能，同世界各国的交往和联系减少到最低程度。”
对于一个专制型政权而言，影响“稳定”的因素有两个，一是外患，一是内忧。控制前者最可行的办法是杜绝对外的一切交流，与各国“老死不相往来”；实现后者的办法，则是让人民满足其温饱，而民间财富维持在均贫的水准上。
明代治国者分别找到了两个办法，那就是，对外，实施闭关锁国的“大陆孤立主义”；对内，追求“男耕女织”的平铺型社会模式。

在国门徐徐关闭之际，还发生过一个很突兀的“意外事件”，那就是“郑和下西洋”。

“朝贡秩序”有三个特点：

1. 由宗主国（中国）提供国际性安全保障，朝贡国因而不必保持常设性军事力量，这意味着区域内部的纠纷不必诉诸武力解决。
2. 朝贡体系所保护的交易进行“无关税”特别恩典，为外部世界提供了极富魅力的商业机会。
3. 多元化前提下的文化认同，朝贡秩序所奉行的理念，就中国方面而言，意指皇帝的恩德教化四海因而囊括不同质的文化，这同时也意味着中国在事实上充当着异质要素之间交流的媒介。

西太平洋地区出现了一个以中国为中心、以白银为统一货币、无关税壁垒的政治经济联盟，这也是当时世界上覆盖面最大、人口最多和结构最稳定的区域性国际体系。它同时表明，中国与周边各国不存在武力征服的关系，而是形成了一个具有“中心—边缘”结构的共荣体系。若没有欧洲人的强行进入，这又是一个超稳定的国际秩序。

1492年，明廷下令“闭关锁国”。也是在1492年的8月，意大利航海家哥伦布。到达了美洲的巴哈马群岛，伟大的“地理大发现”时代开始了。1493年，梵蒂冈教廷颁布敕令，将世界一分为二，东边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西边则属于西班牙。
历史总是充满了巧合与悲剧的意味。在海洋文明到来的前夜，早慧而拥有先进技术及强大区域领导优势的中国，以坚定而骄傲的自闭方式拒绝参与。后人读史至此，莫不掷书而起，面壁长叹。

朱元璋大力推广种棉技术。
发生于欧洲的工业革命其实也是以纺织业为启动点的，而它最终引爆了机械技术的革命性创新，同时带来社会组织的颠覆性变化，最终诞生了资本主义，改变了人类文明的方向。
中国“一户一织”的家庭纺织与规模化的工场化生产相比，最大的特点，或者说优势是，前者的从业者几乎没有劳动成本支出，老幼妇女都可从事，且时间也是几乎没有成本的，任何人都可利用闲暇时间单独操作。在这种生产模式的竞争之下，规模化的手工业工场当然就没有任何生存的空间了。 这就是拥有6亿匹产能的棉纺织产业竟然没有培育出一家手工棉纺织场的原因，也是引发了西方工业革命的纺织业在中国没有产生同样变革的根源。
在中国，乡村工业则变成了工业化的障碍，它发挥无比的抗拒力，来阻止工厂的兴起与工业化进程。正因为棉纺织业在制造环节被家庭作坊所控制，所以在技术进步上无法向工厂化和机械化进步，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悲剧，甚或它竟有宿命的意味。
而这种戏剧性的状况，又是中央集权体制所最为渴求和推崇的，它十分完美地符合了“男耕女织”的社会理想，每一个社会细胞都被打散，在经济上缺乏聚合的必需性，因而得以保持低效率前提下的“超稳定结构”。王亚南就曾很敏感地指出：“西欧在近代初期，织造业原本有许多就是由手工业者或商人转化来的。但在中国，这条‘上达’的通路，又遇到了集权的专制主义的障碍。”
由此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经济制度的变革与政治制度有最密切之关系，“均贫灭富”的小农经济和高度专制的中央集权制度有着天然的契合性，当一项技术革命发生之际，后者会本能地将之“异化”。
一个能够“闭门成市”的国家，必须具备两个重要的条件，一是土地之广袤和粮食之充沛足以养活全体国民，二是人口之众多足以满足工商生产的市场供求。如果这两个前提成立，那么，技术的进步很可能会强化——而不是减弱——这个国家的内向与封闭。

在这个意义上，“男耕女织”是一个“唯美主义的诅咒”。
如果从静态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一种效率与管理成本同步极低的社会运行状态，若没有外来的“工业革命”的冲击，竟可能是中国历史的终结之处。自宋代的“王安石变法”之后，帝国的治理者已经找不到经济体制变革的新出路，于是，通过推广“男耕女织”的民生方式，将整个社会平铺化、碎片化已成为必然之选择。社会组织一旦被“平铺”，就失去了凝聚的力量，从而对中央集权的反抗便变得微弱无力。
这样的治国策略在明代看上去是成功的。黄仁宇论述说：“在明代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皇帝都在没有竞争的基础上治理天下。在整个明代，都没有文官武将揭竿而起反对国家。此外，普通百姓对国家的管理不当极为容忍……由于这些条件，王朝能以最低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存在下来，它不必认真对待行政效率，王朝的生命力不是基于其优势，而是因为没有别的对手替代它。”

第十三章 晋徽争雄

“水稻革命”和“棉花革命”让中国的人口繁衍速度大增，土地却越来越紧张，漫溢出来的人口就顺着棉业的发展而从事家庭纺织劳作，在这些农户的周边又自然地出现了大型交易集市。这些新型市镇与传统市镇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它们兴起的功能不是为农民消费服务，而是为农村生产服务，参与贸易的不是“以物易物”的小农户，而是大商贩和巨额资金，他们的利益所得，来自于规模化经营和远途贩运。

我们不妨将这一转变归纳为中国城市化的“离心现象”——在其他国家，城市人口比重愈来愈高，也愈来愈集中，小城市变大，大城市变得更大；但是在中国，宋代以后城市人口的集中程度逐次减弱，大中型城郡停止扩充，明清两代的几个大都市，从人口到城区规模都比两宋和元代时缩小许多，人口反而向农村靠拢，形成江南地区的众多市镇。

一家一机的生产模式每年生产出6亿匹棉布，而零散的农户无法完成规模化的销售，于是，围绕着千万家庭织机形成了一个庞大的产业链条和销售体系，它们主要由布号商人、染坊与踹坊商人、远途贩售商人组成。

因棉布收购的市场化特征而不适合国家垄断，所以棉纺织业成为一个完全竞争性的领域，从而诞生了一大批真正意义上的自由商人。

元璋开国之后，为了防范蒙古人卷土重来，把国防重点放在北方，维持庞大的军备，如何提供充足的粮草供应就成了极棘手的难题。实行 “开中制” 。“开中制”脱胎于宋代的“钞引制”，商人要获得盐引，必须运粮和其他军需物资到北方边疆，以粮换“引”，然后凭盐引到指定盐场支取食盐，再到指定的地区销售。
这一制度的实行，让山西商人迅速崛起。山西地处北疆，运城又是产盐重地。“开中制”推行后，山西商人收粮贩盐，横行天下，成为势力最大的区域性商人群体，是为晋商之始。

“折色制”：商人不用再到北部边疆纳粮以换取盐引，而是可以在内地到盐运司纳粮换取盐引，这就是所谓的以“纳银运司”代替“中盐纳粟供边”。这造成了利益上的重新分配。南方徽州地区的商人崛起。

“纲盐政策”，即把盐商分为10个纲，按纲编造纲册，登记商人姓名，并发给各个盐商作为“窝本”，册上无名、没有“窝本”者，不得从事盐业贸易。
在企业史的意义上，承包制是一种最显著的“中国特色”，它是国营经济体制的一个衍生型制度，力图在不改变国家控制重要资源的前提下，激发民间的生产积极性。从实施的效果看，它确乎部分地达到了这一初衷，而最终，它彻底败坏了市场的公平性和法治化，并为官商经济提供了肥沃的土壤和无穷的寻租空间，这一制度的刚性化实际上成为阻碍一国经济走向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重要障碍之一。

1570年，蒙古政权发生内讧，蒙古俺答汗的孙子把那汉吉率部弃蒙投明，晋商集团的实际领袖、当时正担任宣大总督一职的王崇古向朝廷提出了“封俺答、定朝贡、通互市”的“朝贡八议”，建议开放边关贸易。他的动议受到了首辅张居正，他的外甥、时任内阁大臣张四维等人的极力鼎助。晋商无疑又成了最大的受益者。

以王阳明为代表，文人没那么轻商了。
原因之一是人口增长，导致科举成功率极大下降，对书生而言，从商反而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

第十四章 权贵经济的巅峰

从严世蕃版的“嘉靖富豪榜”中，可以读出明代财富分配的三个最重要的特征：

1. 官员比例非常之高。17个“首等富豪”中有10个是纯正的官员身份，他们中有内阁大臣、宗室、军阀、太监和土司。晋商三位，严世蕃没有列举其名，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应该就是王崇古家族、张四维家族和马自强家族（陕西），全数属于官商一体。
2. 晋商、徽商以及江浙商人分享其余的七席，凸现三大商帮在民间商人集团中的显赫地位。
3. 财富的分配彻彻底底地向三个方向倾倒：官权、特权和土地。

一个最具讽刺性的事实正是：历代治吏以明朝最为严酷——《明律》明确规定四品以上的官员禁止经商，贪污60两白银就要被扒皮示众。

嘉靖、万历年间的多位首辅大臣，如严嵩、徐阶、张居正、张四维等人都因经商而成一时之富。
庞大的宗室集团是另外一支可怕的牟利力量。

中国官商模式中的一大特征——“渡口经济”：大凡国营或权贵资本，一般不会直接进入生产领域，而是寻找流通环节中的交易节点，以政府的名义和行政手段进行管制，然后以特许经营（牌照、指标）的方式加以“寻租”，这类节点好比一个“渡口”，占据其点，则可以雁过拔毛，坐享其利。所以，官商经济的获利实质不是创造价值，而是通过增加（分享）交易成本来实现的。

明代官员经商之风，不但历代罕见，而更独特的一个事实是，其中最贪婪和最卖力的那个人，居然是皇帝自己。 皇店模式一开，至少造成三大恶果：一是皇帝经商，与民争利；二是所得暴利，不入国库；三是太监当权，成特权暴富阶层。历朝太监乱政以东汉、唐和明代最为严重，其中，明代太监不但严重干涉朝政，而且在经济上也最为富有。

在明朝的历代皇帝中，最喜欢赚钱的是正德，不过论到经商能力之强的，则是他的孙子万历皇帝、明神宗朱翊钧。“神宗怠于临政，却勇于敛财” 在工商政策上，万历做过几件事情，对民间打击最大。

1. 首先是破坏盐政，动摇财政制度的根本。盐务专营是基本经济政策，历代都不敢在盐政上掉以轻心，特别是严禁权贵染指。可是到了万历年间，这个规矩也被败坏了。
2. 他向全国广派矿监、税使，从而惹下“矿税之祸”。开矿是一个技术性很强的工程，不是几个太监在短时间内就能完成的。有些地方名曰有矿，实际开采不出什么东西，太监们强令富户承包，不足之数由富户赔偿；或由地方政府承包，不足之数动用地方财政抵充。这样一来，开矿徒有其名，不过是以此为幌子的一种摊派而已。矿监税使成了“合法的强盗”。吏部尚书李戴记载了当时的恐怖景象：矿监、税使们指着一个屋子恐吓说：“这户人家有矿！”这一家应声就破产了，指着另外一个屋子说：“这户人家漏税！”这一家马上就钱财全空了。“贫富尽倾，农商交困”，户部的各项税收为之大减，地方的税缴不上来，国库几乎空掉了。

太监成了这场敛财运动的最大受益者。
引发了多次民变。

同时代，批准税收被列为英国议会和法国三级议会的重要职能，是长期限制王权的重要手段。在尖锐斗争中，还诞生了自由主义。随着时间推移，形成了两个至关重要的观念：一是成文宪法的观念，二是权力分立的原则。

尽管万历皇帝的霸道遭到了市民和知识阶层的双重挑战，连中央及地方的很多官员都隐约地站在了民众一边，可是，这些行动都没有激发出全社会的制度性反思，终而也不可能动摇专制集权制度的根本。

作者又写了海盗、郑芝龙、白银流入。

第十五章 寄生动物

“扬州十日”、“嘉定三屠”、“血洗岭南”，从这些名词中分明可以嗅出当时的血腥，繁华百年的工商经济再度遭到毁灭性打击。

政权初建时，满人对汉人极端不信任，因此也出现了类似于元代斡脱集团那样的商人群体。
不过，这些人不是其他少数民族，而是汉族中的早期归顺者，他们被称为皇商。

山西介休的范家是八大皇商之首，为清军筹集物资，发了战争财。到了乾隆后期，四海安定，范家的利用价值已然耗尽，就成了被围猎的对象。

“康乾盛世”标志有三，一是人口的迅猛增加，清朝初建时全国人口约在1亿到1.2亿之间，乾隆晚年时已超过了3亿；二是中央财政日渐丰腴，康熙去世时，国库盈余有800万两白银，雍正留下了2400万两，乾隆留下了7000万两；三是百年太平造成民间生活的安逸，商人阶层由俭入奢，工商繁荣。

然而在社会进步的意义上，“康乾盛世”其实是大一统中央集权制度下的周期性复苏，中国社会仍然在超稳定的状态下平铺式地演进，在经济制度、政治制度和科学技术上没有发生任何本质性的突破。
民国学者傅斯年观察，中国只要有70年稳定期，必定重获繁荣，从秦末大乱到文景之治，从隋文帝统一到唐太宗的贞观之治，从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到范仲淹一代的中兴，期间均不过两三代人，“康乾盛世”无非是这一周期的再次重演。 如果站在人类发展史的角度上，我们更会发现，这所谓的“盛世”实在是一个莫大的讽刺。
在西方史上，17世纪是一个智力大爆发的时代，在这100年里，出现了开普勒（德国）、伽利略（意大利）、笛卡儿（法国）、牛顿（英国）、费马尔（法国）、莱布尼茨（德国）、帕斯卡尔（法国）等天才级大师，他们奠定了现代科学殿堂的基石。
在科学启蒙的推动下，历史开始跑步前进，速度达到了令人头昏目眩的程度。其后的100多年，正好是英国经历了工业革命的全过程，新的生产力像地下的火山，猛然喷涌出来，洗荡天地，工农业产量成百倍地增加。与此同时，政治文明的进步同样迅猛，西方各国人民通过立宪制和“代议制”实现了对统治者的驯化，把他们关到了法律的笼子里。
在清帝国的北方，俄罗斯的国家也开始了自己的近代化之旅。1703年，比康熙皇帝小12岁的、年轻的沙皇彼得一世力排众议，决定将首都从莫斯科迁移到芬兰湾和波罗的海边的一块沼泽地上，日后证明这是一个伟大的决定，它使得落后的俄罗斯由一个内陆国家变成了面向大海的帝国。他以及他的子孙们让俄罗斯成了一个新崛起的大国。

东方的情景则恰成对比。
清代的皇权专制尤胜于明代。明王朝取缔了宰相制度，集独裁于皇帝一身，不过它还有内阁制，大臣尚能公开议政，而到清代，则以军机处取代内阁，一国政事被全然包揽在皇室之内，皇家私权压抑行政公权，无复于此。
三大禁令：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违犯三令者，杀无赦。而这三条，恰好是现代人所要争取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和出版自由。
多次大兴“文字狱”

“两淮提引案”是一起公开的政府勒索事件，中国官商之间从来缺乏平等契约，以此最为典型。中国的有产者从来没有在法理和制度层面上确立私人财产所有权不容统治权力侵犯的权利。相反，从统治阶层到知识界均认为，对富有者的剥夺带有天然的合法性与道德威势，是维持社会稳定、“均贫富”的必然要求。清代思想家钱大昕将这种理念总结为——“吾取诸于商贾，非取诸民也”。在这里，“商”不在“民”的范畴之内，并与“民”俨然构成对立的利益集群。

第十六章 爬满虱子的“盛世”绸缎

东印度公司：带来的棉花没有销路，但西方对茶叶却有巨大需求。
美国商船：独立战争后，被英国孤立，但与中国的茶叶、瓷器贸易中获得巨大利润。

马嘎尔尼对中国政权的结论在日后广为人知：“这个政府正如它目前的存在状况，严格地说是一小撮鞑靼人对亿万汉人的专制统治。”这种专制统治有着灾难性的影响。“自从北方或满洲鞑靼征服以来，至少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没有改善，没有前进，或者更确切地说反而倒退了；当我们每天都在艺术和科学领域前进时，他们实际上正在成为半野蛮人。”
马嘎尔尼的结论充满了因反差过大而形成的偏见，不过，他确实看到了一块无比硕大、爬满了虱子的“盛世”绸缎。

第十七章 夕阳下的工商图景

1799年，世纪交替的前夜，注定是一个巨人出没的年份。在欧洲的法国，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历时10年的法国大革命宣告落幕，这个小个子的军事强人让整个欧洲战栗不已。而在亚洲和北美洲，则相继失去了两位巨人，一个是中国的乾隆皇帝，一个是美国的华盛顿总统。

“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一个人，既是国家的首相，又是国家的首富——“双首现象”，大抵是中央集权到了登峰造极的恶质时期才可能出现的“超级怪胎”。和珅是史上最典型的“双首”样本，在其之后，还有民国的孔祥熙和宋子文。“双首”人物的出现必基于两个前提：第一，政府权力高度集中，权钱交易的土壤相当丰腴；第二，贪污必成制度化、结构性态势，整个官吏阶层已朽不可复。

在地球的另一端，1799年12月14日，乔治·华盛顿在弗农山庄的祖屋中去世，他留下的是另外一份遗产。他领导了一场独立战争，让北美地区摆脱英国统治，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他本有机会做一个皇帝，他却选择当一个民主选举出来的总统，并在两届任期结束后，自愿放弃权力不再谋求续任。他主持起草了《独立宣言》和《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在后一部文件中，起草者宣布，制定宪法的目的有两个——限制政府的权力和保障人民的自由，基于这两个目的，国家权力被分为三部分，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这三部分权力相互之间保持独立，这就是现代民主社会著名的三权分立原则。

千百年来，尽管每代都有很多成功商人，然而他们却始终没有培育出一种“商人精神”，而造成这一景象的最根本原因是，从知识精英到他们自己，都不认同商人是一个独立的阶层，他们从来没有形成自己的阶层意识，这是最具悲剧性的一点，如费正清所言，“中国商人最大的成功是，他们的子孙不再是商人”。
当一个商人获得财富的原始积累之后，必投入大量资金于其子弟，促使他们走向科举，成为体制内的权势者，唯有如此才能“保卫”既得的荣华富贵。
徽州共出了28个状元，占这两个朝代状元总数（共203位）的1/8强
宗族村落往往远离中心城市，从而避免了战乱和官府的侵扰。它们如同一个个只求自保的“蜗牛式组织”，各大族都按一家一族来建立村落，形成一村一族的制度。
当他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能让他受到后世尊重和怀念的，不是他的产业有多么的庞大、他生产出了多少有质量的商品，而是他的子孙中有多少人考中了进士，他对鲍家血脉的存续作了哪些努力，以及有哪位知名的文士愿意为他写一篇辞藻华丽的墓志铭。

票号获得了中央政府的种种特权，而这些特权又成了晋商最终衰落的原因。 第一个特权是获得京饷及协饷的汇兑权。京饷是地方上缴中央的财税，协饷是各省之间的官银往来，1851年太平军起事之后，各地商路断绝，朝廷不得不于1862年（同治元年）同意各省督抚选择票号设法汇兑，这为晋商打开了一道获得大利的口子。这些存放在票号的公款都是不计利息的，因而为票商带来巨额利润。
晋商获得的第二个特权是行业准入资质。在晋商集团的多方游说之下，清廷出台政策，规定票号在开业前须向当地的道台衙门呈请批准，领取“部贴”（营业执照）。这显然是一项“魔鬼交易”。聪明的晋商通过与政府“结盟”的方式，屏蔽了其他商帮的进入，同时也将产业的规则裁判权上缴，票号从此披上官商经济的外袍。

票号之衰，其实蕴涵着一个十分简单而朴素的规律：任何一个产业和企业，如果靠与政府的特权契约来获取利润，那将是非常危险而缺乏自主性的，无论多么丰厚的利益，得之忽焉，失之亦忽焉。它永远只能是一项“生意”，而不可能成为一个永续的事业。
这个规律，在两千年至今的中国企业史上屡试不爽，然而信之者少而又少。

第十八章 被鸦片击溃的帝国

“战争如果没有因鸦片而爆发，可能也会因棉花或糖蜜而同样爆发”

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朝廷支出的军费高达8.5亿两白银，中央财政已实质性破产。这期间，1856年，英法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4年后，英法联军攻入北京，劫掠并焚毁了西方工程师参与建造的圆明园，清廷被迫签下《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条约，俄罗斯人则乘乱蚕食了超过100万平方公里的北方领土。
内乱和外辱，让中央权威遭到了空前的挑战。在对太平军作战的时期，由满蒙八旗和绿营组成的中央军屡战屡败，朝廷不得不允许下层汉族官员组织地方武装力量抵抗，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乘机崛起。这些地方军阀为了筹集军饷，在各商业市镇“设局劝捐”征收“厘金”，这一制度的推行实际是地方自治力量强大之始，可怕的“藩镇现象”重新出现。大一统的中央集权模式在帝国覆灭的前夜仍然没有找到与之相配套的、有持续效率的经济治理制度。

同时期的西方各国，在超越了中国之后，并未稍作停歇，而是以更快的速度呼啸前行。

• 1844年，美国画家莫尔斯发明了电报。
• 1848年，法国爆发“二月革命”，成立“第二共和国”，民主风潮如暴风雨般席卷欧洲大陆。
• 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在英国伦敦举办，这是世界博览会的开端，有600多万人参观了一万多种最新发明的工业品，其中包括轨道蒸汽牵引车、高速汽轮船、起重机和收割机。
• 1855年，法国巴黎人承办了第二届世博会，人们看到了橡胶和混凝土。
• 1859年，达尔文发表伟大的《物种起源》，以生物进化的思想推翻了“神创论”和“物种不变”的理论。
• 1860年，新当选的美国总统林肯宣布废除奴隶制度，让400万黑奴获得了自由。
• 1861年前后，瑞典科学家诺贝尔开始研制液体炸药硝化甘油；而更年轻的美国人爱迪生当上了报务员，在未来几十年里，他将发明留声机、电灯、电话和电影，并合作创办通用电气公司。在此时的欧美大陆，铁路、火车、电报和大型电动机械已得到广泛的普及。

所有这一切，对于19世纪中期的中国人来说，都闻所未闻。

《大败局1》

导致中国许多草创型企业家被淘汰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共同点如下：

1. 缺乏道德感和人文关怀。绝大多数个人道德无可挑剔，生活俭朴，为人真诚。但其市场行为是另一番景象，他们对市场规则漠然，对竞争对手冷酷。
2. 缺乏对规律和秩序的尊重，以”不按常理出牌的人”为榜样。
3. 缺乏系统的职业精神

山东秦池酒厂

50万元，19天打开沈阳大门。租了一艘大飞艇在沈阳上空，然后撒下上万张广告，很快秦池脱销。姬长空很善于造势。

1994年，秦池成为中央电视台标王。

标王落选后，销售额会陡然下降，意味着企业家生命的终结，这是不可接受的。

1996年的秦池报价3.2亿元，相当于全年利润的6.4倍。同时白酒行业的畸形扩张，国家即将下文限制。但央视和秦池还是需要互相借势。

2个月后，《经济参考报》报道了秦池是川酒勾兑，发稿之前秦池曾愿意出数百万收购这组报道未果。川酒勾兑其实是普遍的行业秘密，但秦池之后未能正确反应。传媒跟进，一轮又一轮反复报道，把秦池彻底打趴。

有人总结说，秦池的问题在于把数亿元用于造名，而忽略了产品进步。这个评价并不客观，秦池实际上也做了很多技术和质量改进。
真正的问题是中国传媒历来同情弱者、钦佩思想者，而秦池则总是搞标王、炒作，引起了公众的反感，一旦舆论反弹，就会有各种小道消息和评论如潮水汹涌而至

巨人

豪赌的天性

• 1989年，在《计算机世界》登一个8400元的广告，先只付一半广告费，如果广告没效果就只好跑路。2个月赚了10万元
• 1900年，销售商只要订购10块巨人汉卡就可以免费来珠海参加巨人的销售会。200多位经销商齐聚珠海，史玉柱以数十万元的代价，编织起了一张中国电脑行业最大的连锁销售网络。第二年，巨人的汉卡销量一跃而居全国同类产品之首，公司获纯利1000多万元。
• 连续开发出中文手写电脑、中文笔记本电脑、巨人传真卡、巨人中文电子收款机、巨人财务软件、巨人防病毒卡等产品。

巨人大厦

• 38层到70层
• 史玉柱犯了一个错误：把预期的利润当成了实际的收益，并以此为基数，来设定自己的规划。
• 卖“楼花”（楼花相当于房子动工前的预售）
• 1993年，西方计算机出口禁令失效，西方电脑公司大举入境

“振兴民族工业”作为一种包装、可以谋求公众认同和政府支持。但如果作为一家大企业发展的根本纲领，那么稍有不慎就很可能作茧自缚。巨人从一开始就陷进了自己圈画好的狭隘的民族经济陷阱中。

巨人是国内第一个明确提出“管理也是生产力”的现代企业。从很早开始，巨人就是一家很有危机意识的企业。

进入暴利的保健品行业。史玉柱犯下了一个错误：他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稳定发家产业和已有项目—（与外资合作、资产股权化、获得跨国公司的技术支撑等等）。相反，他希望齐头并进，最终造成了多线作战的局面。

巨人以密集轰炸的方式，一次性推出电脑、保健品、药品3大系列的30个新品。可是很快战场混乱起来。巨人没有日用消费品营销的经验，投身战役主要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走出校门不久的青年学子，他们只有热血却没有经验；一类是从各家保健品企业跳槽或挖过来的，他们其实是一批“雇佣军”，缺乏对巨人集团的忠诚度和归属感。对他们来说，市场红火，则随声吆喝自抬身价；市场不好，则揩一把油溜之大吉。仅仅在总攻令发布两个月后，史玉柱就不得不宣布“创业整顿”。

也就在这时，史玉柱的豪赌个性和急功近利暴露无遗。一位部下：“这位年轻的知识才俊显然对民众智力极度蔑视而对广告攻势有着过度的自信。”

• 宣传文案《鲨鱼不患癌》，其署名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袁彬博士，而实际上却是出自一个对保健品一无所知的外语系学生之手
• 其他的保健品文案甚至病例等等，也大多由名牌高校新闻或中文系的才子才女们杜撰而成
• 巨人的保健品研制部经理竟是由一位广告公司经理兼任的。

史玉柱曾在检讨中把巨人的失败在宏观上归咎于全国保健品市场的整顿。这并非公允之词。在某种意义上，倒是巨人盲目的广告轰炸和无序的营销推广加速了保健品市场的早衰。

缺少忠诚意识的雇佣军们嗅出危机的气息，很快在各地市场上频频发生侵吞私分集团利益的恶性事件，把“巨不肥会战”当成了“最后的晚餐”。史玉柱似乎也有点手足无措。他想出的最后一个办法是，组织全国总公司经理和总部中层以上的干部参观广东省高明市的重刑犯监狱。

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史玉柱只好走出一步下策之棋，他不断地抽调保健品公司的流动资金填补到巨人大厦的建设中。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最终造成了各个战场的捉襟见肘、顾此失彼。

史玉柱在危机中曾几度企图恢复生产销售秩序，可是几度被传媒的跟踪报道打乱。每出现一次报道，就会造成一批骨干的离去，增加一批讨债者的上门，以致恶性循环，难以挽救。

市场上并没有完全丧失品牌信誉。而巨人大厦已经完成了地下工程，只需要1000万元资金就可再启动起来。按当时的房地产建筑进度，5天可以盖起一层，一层一层往上盖，债权人自可安心不少，诸多突发矛盾也可以化解。

• 史玉柱清醒地知道，缺少的仅仅是1000万元而已。可是，他就是没有能力筹措到这笔钱。
• 巨人营销最辉煌的时期，每月市场回款可达3000万元到5000万元，最高曾突破7000万元，以如此高额的营业额和流动额，他完全可以陆续申请流动资金贷款并逐渐转化为在建项目的分段抵押贷款，用这笔钱来盖巨人大厦。可是史玉柱却始终拒绝走这步棋，而是一味指望用保健品的利润积累来盖大厦，这无疑是造成巨人突发财务危机的致命处。
• 估计各销售商欠巨人集团的钱有3亿元左右，史玉柱自己估算属于良性债权的至少有1.2亿元。

某种意义上，正是史玉柱缺乏沟通的个性在关键时刻最终葬送了巨人集团。在巨人晚期曾出任常务副总裁的王建曾评价史玉柱说，他最大的缺点是清高，最大的弱项是与人交往，最大的局限是零负债理论。

2000年，3年后史玉柱复出，脑白金

爱多VCD

作为一家销售额超过10亿元、员工多达3000余人的大型企业如何进行中长远的战略规划，却始终没有被胡志标提到议事日程上，直到覆灭，爱多甚至连一个切合实际的两年规划都没有制订过。爱多有众多的营销策划高手，他们的执行能力都堪称一流，可是如果决策本身是盲目的，那么这些高手的执行能力越强，反倒对企业的伤害越大

爱多vs新科，实力大损。家电行业最后取胜者大抵有3个特征：

1. 资本实力有明显优势，具有强大的抗消耗能力；
2. 是科技开发能力超前，其降价产品往往是本企业行将淘汰、而同行对手以此为生的成熟类型产品，在降价的同时有新生代产品立即跟进推出，使企业的市场利润依然能够得到保证；
3. 把握降价的发动时机，有较明确的攻击目的性和配套性市场巩固措施。

血气方刚的胡志标在展开名称之争的时候，有考虑不周密的地方。他轻视了老牌国有企业（新科、上广电）与北京部委的多年良好关系，他企图通过策动国内传媒的强力报道，造成重大压力，迫使国家部委接受CVD的概念和他们提出的行业标准。当得知可能采用“超级VCD”这一名称时，他又带头提出了“产品标准是企业说了算还是政府说了算”这一严厉的质问，以致某部委司长怒斥广东派“不知天高地厚”。

胡志标一向以爱多创始人和当家人自居，事实上以他对爱多的贡献之大确实也无人能及，可是放到资本结构上来考量却不是这么回事了，他只占爱多45%的股份，当陈天南与益隆村联合起来的时候，他除了愤怒外便别无良策。艰苦谈判20天，胡志标被迫让出董事长和总经理的位子，新标王在加冕1年多之后便黯然退位。

是最有检讨价值的可能是，爱多的财务体系十分的脆弱，经不起任何的风吹雨打。 跟所有的民营企业一样，融资困难一直是困扰爱多的难题之一。胡志标想出的向上、下游商家集资的办法可谓是一个天才的设想，可是后来，随着企业规模滚雪球般的膨胀，新的融资渠道始终没有打通，最终造成企业对商家的资金依赖性越来越大，原本一个很赏心悦目的游戏硬是让胡志标玩得险象环生。实则，在2亿元保证金到位的时候，爱多就完全有能力和资格与金融商达成某些融资上的契约，为公司的财务均衡系上一根“保险绳”；其后，在市场销售额突破十几亿元、企业效益和品牌效应空前之佳的时候，胡志标更有机会构筑他的财务保险体系。可惜胡志标始终过于自信，又追求“零库存、零负债”的虚名，因而错失一次次良机。 据爱多旧部回忆，爱多的财务管理是十分混乱的。记者孙玉红在《风雨爱多》中曾描述道：胡志标几乎不知道自己有多少钱，也不晓得自己欠了多少外债，他平时很少跟财务部门研究付款方面的轻重缓急，还常常把账上的现金当成利润。他信奉的经营信条是“财散人聚，财聚人散”，话固然不错，可是体现在经营活动上就是大手大脚、成本控制观念差

胡志标对财务管理的漠视还体现在爱多的人才结构上。胡志标大开门庭，广纳俊杰，旗下营销广告人才济济一堂，可是唯独没有一个擅长融资和资本运作的人。

沈阳飞龙

如果说太阳神是珠江三角洲的企业领袖、娃哈哈是长江三角洲的模式代表的话，那么飞龙则堪称大东北的创业典范。

• 姜伟目睹了太阳神、娃哈哈等企业依靠广告策略取得成功的先例，在钦慕之余跟进。
• 从1991年起，飞龙开始尝试性地在东北的一些中心城市和长江三角洲的次中心城市投放广告。
• 飞龙的广告不投则已，一投便是整版套红，并且连续数日，同时跟进电视、电台广告，密集度相当之高，以至在一定时间内造成声势巨大的广告效应。
• 姜伟对毛泽东的军事理论崇拜得五体投地，他曾用毛泽东的“在局部战争中，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运动战理论来解释他的这一广告轰炸战术。
• 在广告意识尚未成熟、其他企业的广告投放不成规模的时候，密集的、不计成本的、哪怕是不讲究任何艺术效果的广告轰炸本身就成了最有效的战术，它能够营造出一个让人窒息的炙热氛围，使市场在短时间内迅速启动，同时也容易给消费者造成“财大气粗”“信誓旦旦”的直觉印象。

姜伟拿广告当炸弹这一招屡试不爽，大尝甜头，他也因此把宝全部押在广告上。飞龙在巅峰时期不盖厂房、不置资产，连办公大楼也不改建，坚持“广告—市场—效益”的营销循环战略。

飞龙跌落：

1. 香港上市失败，姜伟信心受挫。
   • 香港律师提出了2870个问题。例如账面利润没有意义，拖欠8个月就算坏账。研发投入很低，未来无法继续支撑20亿的销售额。
   • 香港下的诊断书：没有可信的长远发展规划；没有硬碰硬的高科技产品；资产不实且资产过低；财务管理漏洞太大。
2. 姜伟巡视全国22个分公司后，发现飞龙的管理一塌糊涂。财务状况占用、挪用现象比比皆是，业务员虚报破损等。
3. 第一个臭棋：进入休整期，“进行一场深层次和本质的休整”。无疑将飞龙的内部危机彻底地公开化
4. 第二个臭棋：“整风运动”。宣称要刮三股风——学习风、调查风、研究风，
5. 第三个臭棋：抛出题为《我的错误》的万言检讨，历陈“总裁的20大失误”。飞龙丧失了它最后残留的一点市场空间，“飞龙破产了”“姜伟逃走了”
6. 强注“伟哥”，违规换皮，被药品监管部门处罚，还想用民族叙事蒙混过关。辉瑞进入中国后，定名为“外艾克”，“伟哥”变成假药的代名词。

三株

在“带政治色彩的主流报刊”上整版整版地刊登三株的形象文章，传播三株的民族工业理念。

• 接触中，三株很少在价格上讨价还价，而它提出的唯一一个要求往往是，不要在版面的上方打上“广告”的字样，最好是以新闻的版式照排，最不济的，也应当作为“企业形象”版来处理。
• 然后，三株又把这些文章连同那些显赫的报纸名字以新闻报道的方式放进它的各种广告宣传小册子中，仿佛一夜之间，三株成了中国主流媒体最关注的企业。
• 同时，三株还十分热衷于赞助各种学术、科技研讨活动。这些活动为三株带来了良好的舆论曝光度，使三株决策层迅速接触到了中国最优秀的名流，此外，还顺带为三株捧回了无数的头衔、奖章和证书，这些后来都无一遗漏地出现在三株的宣传作品中。
• 首创了专家义诊的行销模式。每年在全国各地起码要举办上万场义诊咨询活动。
• 三株的这些首创性做法，后来被其他企业一再地仿效和发扬光大，最终也酿成了一场让中国保健品市场轰然崩溃的信誉危机。

跌落

• 1995年，在《人民日报》刊登三株“五年计划”，提出销售额从一亿增长到900亿。炳新可能没有想到，尽管这些豪情数据在某种程度上将激发市场的热情和员工的激情，可是，他也将承担公布这些数据所必须承担的企业家的预期信用。
• 三株变得臃肿。基层夸大治疗作用被监管多次处罚。
• 在政府关系上，三株有一套“绝密”级理论。“要求各指挥部，在所有的省与卫生厅、工商行政管理局、医药管理局建立经济共同体关系。”。让卫生局牵头，就可以往医疗体系推进，还可以震慑竞争对手。给公检法设立基金“明察秋毫基金，见义勇为基金”。
• 但这个关系十分脆弱，一旦在市场上出现或大或小的动荡，对方必然会以自我保护、规避嫌疑为前提而退出合作；
• 广告款项拖欠，传媒也会立即“翻脸”
• 前线种种夸大功效、无中生有、诋毁对手的现象，使总部疲于奔命。
• 为解决这些问题，吴炳新想尽办法。对营销网络计算机联网，统一开户银行监控资金流向，引入中西方各种管理经验，内部反腐。
• “八瓶三株喝死一条老汉”新闻，靠信誉和质量支持的保健品公司销售额急剧下滑。
• 三株为何如此脆弱？因为它是“利益”理论支撑的，营销体系建立在销售人员给别人回扣的基础上，这样建立起的营销网络虽然庞大，但是脆弱

太阳神

如果你是一个身无分文的创业者，你不妨到那些充满了暴利和游戏规则不健全的产业中去捞取你的“第一桶金”；可是如果你又是一位胸怀大志的企业家，那么，你就必须马上把双手洗干净，然后尽快而永远地离开那里。

太阳神曾经创造了全国保健品市场份额63%的业绩，肯定是后无来者的绝版记录

• 太阳神 vs 哇哈哈
• 背景：中国保健品市场彻底激活，巨人、飞龙、三株、乐百氏登场
• CI战略：企业形象识别系统

南德：牟其中

• 创造过“罐头换苏联飞机”“放俄罗斯卫星”等“神话”
• 2000年，因信用证诈骗被判无期
• 他是不是一个企业家，而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牟其中的失败不是一个企业家的失败，而是一个政治投机分子的失败。
• 比如，他的南德集团也要搞南水北调工程，计划炸开喜马拉雅山，引雅鲁藏布江的水入黄河。
• 牟其中是一个讲政治的企业家

历史

• 1940年出生于重庆，父亲是川蜀知名银行家。故牟其中自小就认为，“钱是商品，而银行是卖钱的商店
• 1975年，他因组织“马列主义研究会”被判反革命罪入狱。在狱中，他与狱友合力写出过一篇题为《中国往何处去》的万字文，并差点被判死刑，这成为他日后炫耀的最得意的政治资本。
• 1980年，牟其中出狱。两个月后，领到了一张“江北贸易信托服务部”的营业执照，自称“自愿充当中国经济改革的‘试验田’”
• 1983年，他从重庆一家半停产的军工厂弄出一批座钟销往上海，结果被司法部门以“投机倒把”罪又关了一年监狱。
• 1989年，他听说面临解体的苏联准备出售一批图-154飞机，他到处打听，最后找到四川航空公司，然后从四川组织了500车罐头、皮衣交给俄罗斯。
• 1992年，出资150万美元召开“华人经济论坛”，同年宣布在北京建立1000亩高科技开发区，投资5000万计划在全国每个县建立高蛋白饲料加工厂。
• 1993年投资重庆火锅快餐、建立重庆大学教育基金、收购柴油车修配厂。投资100亿开发满洲里建立“北方香港”（炮制出了一个“中俄美大三角”理论。这个项目发布会上，牟其中又宣布了另一个惊人的投资：他将出资31亿美元给中国海军购买一艘航空母舰）、投资张家界10亿。
• 1994年建118层大厦，邓小平广场，投资100亿。
• 。。。
• 1996年，提出将喜马拉雅山炸开一个宽50公里、深2000多米的口子，把印度洋的暖湿气流引入我国干旱的西北地区，使之变成降雨区。继而，他又提出采用定向爆破的办法，在横断山脉中筑起一座拦截大坝，可以为黄河引入2017亿立方米的水量，投资额为570亿元。南德宣布投资控股总造价为1亿美元的“国际卫星-8号”。

然而，除了“罐头换飞机”之外，牟其中到底还做过什么赢利的商业项目，至今仍是一个谜。一个很可能的事实是，南德从来就是一个靠贷款维系着的企业，他所宣布的那些“智慧型项目”都是向银行求贷的理由之一。

牟其中从未获得政治认可，这很罕见，许多与他同时代的知名度小很多的厂长、总经理多多少少有各种政治待遇（劳模、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而牟其中颗粒无收。
这是因为他的商业实践不被正统媒体理解，甚至不知道归入哪个领域

从本质上来讲，牟其中是一个企图在政治资源与经济领域的灰色地带攫取利益的寻租者。可是，在“见不得阳光”的寻租过程中，他又渴望表达出自己的思想和理论，同时还显示出一种十分醒目的异端姿态，以这种互为矛盾的目的与姿态而渴望成功，难度自然就十分之大了。

在一个又一个的项目出笼过程中，牟其中养成了一种最后置他于死地的随口承诺、风一吹就不作数的恶习。

“倒牟风暴”终结首富神话

• 1997年，一本杂志增刊突然从地下冒了出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一夜之间铺遍全中国的书报摊，其名骇人听闻，如同平地引爆了一枚惊人的新闻炸弹：《大陆首骗牟其中》。
• 这本20多万字的增刊据称是由“三个曾经投奔南德的高级打工仔冒着被追杀的生命危险”写作而成的，它以详尽细致的细节将牟其中描述成一个“上骗中央、下骗地方”的中国第一大骗子。在封面上，它更是以牟其中律师的话高呼：牟其中不亡，天理不容。
• 这本增刊的出笼，至今是一个谜。在它刚一面世的时候，牟其中就召开记者会宣称它为非法出版物，要求有关部门给予查处。可是，在将近一年的时间里，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的反应。而在这一年里，牟其中早已被传媒追逼得狼狈不堪，从一位“媒体宠儿”“风云人物”沦为人人喊打的“诈骗大师”。牟其中百口难辩，南德集团因此分崩瓦解。颇有戏剧性的是，一直到了1998年的8月，北京市新闻出版局才突然下达《通知》，要求“将盗用《市场法制导报》专刊非法出版《大陆首骗牟其中》一刊的作者及相关人员全部缉拿归案，绳之以法”。

后续

• 1999年，牟其中被逮捕
• 2000年，判处无期徒刑
• 2003年，改判18年

亚细亚

遂舟在商场形象塑造及商业活动策划方面堪称高手，可是对于管理，他却始终提不起兴趣。在华丽高贵的外衣下面，亚细亚的经营管理却显然颇无章法，缺乏监督约束机制。

亚细亚激进的扩张。拖欠供应商的资金，供应商维权。
实际上，亚细亚没有一个店盈利。

宏观经济上的原因：物价改革闯关，供求关系首次从短缺转到过剩，全国的大型百货商场大多亏损。
亚细亚的模范对象（日本八百伴）也破产了，标志着亚细亚的模式从一开始就是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