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菊与刀》

一、任务-研究日本

西方国家所公认的那些基于人性的战争公理，对日本人则显然不存在。了解“敌人的性格”则是一个主要问题。为了克敌制胜，我们就必须了解他们的行为。

刀与菊，两者都是日本这幅“画”的组成部分。日本人好斗而又温和；黩武而又爱美；自尊自傲而又彬彬有礼；顽固而又善变；驯服而又不愿受人摆布；忠心而又易于叛变；勇敢而又怯懦；保守而又欢迎革新。他们十分介意别人对自己行为的看法，但当别人对其劣迹毫无所知时，又怡然自得。他们的士兵接受了严苛的训练，却又富有反抗精神。

某个部落的正式习俗也许百分之九十与邻近部落相同，但却恰恰否定了核心的基础性制度安排。不论其在整体中的比率是多么小，都可能使该民族的未来向独特的方向发展。

本书乃是一本分析日本习惯的书，这些习惯是外界极为期待了解，而又被日本人视为理所当然的。书中包括以下一些场景：他们在哪些情况下能指望得到恭维，在哪些情况下则不能；什么时候会感到惭愧，什么时候会感到尴尬；日本人对自己的要求等。本书论述的理想依据就是平凡的街谈巷议者。可以是任何人。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人都曾经历书中提及的每一特殊情况，而是说这些人都会承认在那种情况下会如何反应。如此进行研究，其目的是要描绘出日本人思想、行为深处的态度。

二、战争中的日本人

• 相信精神大于物质
• 对天皇的狂热
• 他们考虑的是给世界留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1. 相信精神大于物质

日本对战争起因则另有看法。它认为，只要各国拥有绝对主权，世界上的无政府状态就不会结束。日本有必要为建立等级秩序而战——当然，这一秩序的领导只能是日本，因为日本是真心建立起自上而下的等级制国家的唯一代表，也最了解“各就各位”的必要性。 鉴于“大东亚”为同一人种，日本应当首先将美国，其次是英国、俄国，从世界的这一区域内驱逐出去，使之“各就各位”。各国应明确各自在国家上的位置，而后世界才能一统。

反复强调说，胜利并不是军备的较量，而是日本人“精神”的信仰压倒了美国人“物质”的信仰。在我们打胜仗的时候，他们又反复强调，在这场较量中，物质力量注定失败。 日本与西方各国的区别并不在于日本对物质军备毫不关心，战舰和枪炮恰恰是永世长存的“日本精神”的外在象征。现代武器犹如武士的佩刀，都是日本人品质的 美国一贯追逐强大，日本则始终重视非物质资源。美日两国都在为全面战争而全力生产，但日本的生产基础却基于其独特的前提。

不仅仅是强调等级制度的必要性和精神至上，日本人在战争期间对各类事务的说法，都为比较文化研究者提供了素材。他们反复谈及安全、士气，只不过是预先作精神准备。 换句话来讲，就是说，败得越惨，事态就发展得越顺利。 相较日本人而言，美国人也走极端，只是走向另一极端。 美国人不断调整自己的生活方式以应付随时出现的挑战，并且随时准备应战。而日本人则把自己的安全感建立在万事预先俱有安排的生活方式上，最大的威胁莫过于未曾料到的突发事件。

他们考虑的是给世界留一个什么样的姿态。对这一点的重视，在日本文化中也是根深蒂固的。

2. 对天皇的狂热

即使在战时，日本人也会批评政府、大本营，以及他们的直接上司。他们不会无条件地认同等级制的优越。然而，唯独天皇不受批判。

3. 他们考虑的是给世界留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美国人对一切救援行动，对陷入困境者的一切帮助都深为感动。勇敢的行为被视为英雄，若能救出伤员那更是锦上添花。日本人的勇敢则排斥这类救援。甚至我们在B29轰炸机和战斗机上配备救生器具，日本人也斥之为“胆怯”。

日本自我牺牲理论最极端的表现就是他们的不投降主义。任何西方军队在尽了最大的努力而面临寡不敌众、毫无希望的局面时，会选择向敌军投降。
当美国战俘要求把自己的姓名通报本国政府以便家属知道自己还活着，他们非常震惊，同时也非常蔑视。巴丹半岛的美军会向他们投降，至少普通日本士兵是想不到的，他们以为美军会像他们一样奋战到底。他们也实在无法理解，美国人并不以被俘为耻。

有些老兵和多年的极端国家主义者给我们指出弹药库的位置，仔细说明日军兵力的部署，为我军写宣传品，与我军飞行员一起起飞，引导美军轰炸军事目标。似乎他们的生命翻开了新的一页，其内容与旧的一页完全相反，但他们却表现出同样的忠诚。
美国人一开始没有预料到战俘们会做出180°大转变，这与我们的原则不相符。但日本人的行为似乎是：择定一条道路便全力以赴，如果失败，就很自然地换另一条道路。

各安其分

日本以对等级制的理解来看待国际关系中的所有问题，就像他们以同一视角看待本国国内问题一样。
而日本人推出其“各安其分”的信念时，也是日本社会经验中形成的根深蒂固的准则。多少世纪以来，日本民族就是按照不平等这一最可预见、最被接受的观念来组织起社会的。承认等级制的行为对他们来说就像呼吸一样自然。

鞠躬并不是徒具形式。它意味着：鞠躬者承认对方有权干预自己的事，尽管他更愿意自己处理；受礼者也承认要承担与其地位相应的某种责任。以性别、辈分以及长子继承等为基础的等级制，是家庭生活的核心部分。

日本的“孝道”只是局限在面对面接触的家庭内部。它意味着在一个只包括父亲、祖父，以及伯父、伯祖父及其后裔的集团中，每个人应当按照自己的辈分、性别、年龄“各安其分”。

1942年春天，一个中佐代表陆军部就“共荣圈”问题发言：“日本是他们的兄长，他们是日本的弟弟。这一事实要使占领地区的居民们家喻户晓。对当地居民过多体恤会在他们心理上造成一种滥用日本好意的倾向，会对日本的统治产生害处。”换言之，要由哥哥来决定什么对弟弟有益，并且不能“过分体恤”

在日本，妻子负责全家采购和掌管钱包。钱财短缺时，由她决定选择家里的某些物件送进当铺。妻子掌管家中仆役，在孩子的婚姻上有很大的发言权。当了婆婆以后更是家内事务的女王，仿佛她前半生从未当过唯命是从的媳妇。

日本封建社会严格分等级：士（武士）农工商贱民
维持社会稳定的是士和农，丰臣秀吉颁布“刀狩令”，将士和农严格分离

1. 日本的武士与中世纪欧洲的骑士不一样，既不是拥有领地和农奴的小首领，也不是有钱的士兵。他们是依靠俸禄生活的人，其俸禄额在德川初年就按照家格的高低决定了。俸禄并不富裕，根据日本学者估计，整个武士阶级的平均俸禄与农民所得相差无几，只够维持最起码的生活。 对武士家族来说，如果出现几个继承人分享这点俸禄的情况，那就伤脑筋了。结果，武士就限制自己的家族规模，对他们来讲，社会威望取决于财富是最让他们难堪和激愤的事情。因而他们的信条是，俭朴乃最高的美德。
2. 关于农民，法律上虽无明文保障他们免受武士欺凌及强加的沉重年贡和各种限制，但仍有某些安全保障。农民对农田的所有权受到保护，而在古代日本，有土地即有威望。德川统治时期禁止土地永久转让。
   幕府对农民请求的判决一半以上对农民有利，可农民起义者已经僭越了等级制的严峻法令，这是不容忽视的。因此，他们要被判处死刑，不管他们的目的如何正确。甚至农民们也承认这种无法逃脱的命运。被判处死刑的人是他们的英雄，人们聚集刑场，起义领袖被投入油锅、被砍头或被钉上木架，农民即使目睹行刑也绝不暴动。这是法令秩序。他们可以在事后建祠，奉之为殉难烈士。但对于处刑，他们却认为这是他们所赖以生存的等级制法令的核心部分，必须接受。
3. 贱民人数最多，但也最不当人
4. 商贾地位仅在贱民之上，让西方人何等诧异

日本的等级制并不禁止不同等级间通婚。有好几种被认可的不同等级间通婚情况。其结果，富裕的商人逐渐渗入下层武士阶层。这种情况是西欧封建制和日本封建制的显著差异。欧洲各国封建制度的崩溃是由于有一个逐渐发展、力量日益增强的中产阶级的压力，这个阶级统治了现代工业时代。日本却没有产生这样强大的中产阶级。商人和高利贷主以公开允许的方法，“购买”上层阶级的身份。商人和下级武士结成了联盟。在欧洲与日本的封建制度都处于苟延残喘之时，日本竟然容许比欧洲大陆更大的阶级流动性，这一点实在令人惊奇。然而，日本的贵族和市民阶级之间几乎没有任何阶级斗争迹象，就是这种情况最令人信服的证据。

明治维新

1868年，倒幕势力取得胜利，宣告“王政复古”，“双重统治”终结。当时，以西方的标准来看，胜利者要推行的乃是一种极为保守的孤立主义政策，但新政府一开始就采取了相反的方针。它成立后不到一年，就取消了大名在各藩的征税权。它收回了“版籍”（版图和户籍），把原“四公六民”分成中交给大名的“四成”部分收归政府。 但这种剥夺不是无偿的，政府发给每个大名相当其正常收入一半左右的俸禄额，同时还免去他们豢养武士和公共建设的费用。武士亦和大名一样，从政府领取俸禄。在之后的五年内，又从法律上废除了等级间的不平等，作为等级、地位的服饰以及家族徽章等外观标志都被禁止，甚至下令“散发”（散发脱刀）。贱民也被解放。废除了禁止土地转让的法令。撤除了各藩之间的关卡。取消了佛教的特殊地位。到1876年，又把大名和武士的俸禄折成偿还期为五至十五年的秩禄公债一次发给，其数额则按每个人在德川时代所领取的固定俸禄额而定。这一笔钱使他们有可能创办新式的非封建性企业。“这是商业金融贵族与封建土地贵族结成特殊联盟的最后阶段，这一结盟早在德川时代已有证迹俱在。

明治政府的重大改革是不得人心的。导致武士和农民的叛乱。
主持明治维新的是下级武士和商人的“特殊联盟”

自上施予的恩惠之一就是1889年天皇向人民颁赐的《大日本帝国宪法》。它给予人民在国家中的地位，并设立国会。这部宪法是“阁下”们在对西方各国宪法进行了研究批判之后精心拟定的。不过，宪法起草者“采取了一切预防步骤，以防止人民的干涉和舆论的侵扰”，负责起草宪法的机构是隶属于宫内省的一个机构，因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

不论是政治、宗教或经济，明治政治家们在各个活动领域中都明确规定国家和人民之间“各安其分”的义务。其整个安排和美国、英国截然相异，我们经常无法理解其中最基本的要点。当然，上面有强有力的统治，无须服从公众舆论的指挥。政府掌握在等级制上层人物手中，绝不包括民选人物。从这一层面讲，人民没有丝毫发言权。

在所有亚洲国家中，不管在何种政治体制下，上面的权力总在向下伸展，而在中途与自下而上发展的地方自治权碰上。不同国家之间的差异则在于民主范围达到何种程度，负何种责任，地方领导是否能对整个地方共同体负责，或者会不会被地方势力所垄断以致损害公众利益。

在处理所有国内事务上，政府在日本人眼中并不是大多数美国人所认为的“必要之恶”，而是近于“至善”。

历史和社会的负债者

“恩”这个字，英语没有精确对应，意识可以涵盖obligation, loyalty, kindness, love。
日本人说“我受某人之恩”，就等于说“我对某人负有义务”，并且把这位债主、施恩者称作“恩人”。 “铭记恩情”，也可以是一种真诚的自然流露。

“皇恩”无所不在
“父母之恩”与美国对父母好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报恩”是一种义务，且不随着时间而减轻，反而有利息。

对日本人而言，让别人猝然受恩是最讨厌的事。
日本人对大街上发生的事故一般不大理睬，并不只是因为缺乏主动精神，而是因为他们认为，除了官方警察以外，任何人随便插手都会使对方背上恩情。
明治维新以前，有一条人人熟知的法令：“遇有争端，无关者不得干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不是有明确的职责而出面帮助，会遭人怀疑是不是想获得些不义之财。既然知道帮助别人会使当事人感到“受恩”，人们便都不积极乘机插手，反而慎重对待。

相比之下，中国的“孝”之上还有“仁”，但日本人并没有引入“仁”的概念，“行仁义”的反而更像混混的行为。

日本的孝道和中国的不一样，其范围不包括几百年前的祖先世系，也不包括所衍生的庞大宗族。日本人的祖先崇拜只限于近祖。

遵守法律就是对他们的最高的恩，即“皇恩”的回报。这一点与美国的风习形成最强烈的对照。在美国人看来，任何新法律——从有关停车的尾灯标志到所得税，都是对个人事务中的个人自由的干涉，在各地都会引起人们的厌烦。联邦法律更受到双重怀疑，因为它干扰各州立法权的自由，认为它是华盛顿官僚集团强加于国民的。
他们说：这是天皇的命令，即使是投降的命令。也就是说，即使投降，最高的法则仍然是“忠”。

义理

英文中找不到对应的单词，“义理”是日本特有的

如果主君对家臣有所侮辱，家臣当然可以照例弃职而去，甚至与敌人勾结。日本人对复仇和捐躯尽忠的颂扬，同样津津乐道。两者都是“义理”。尽忠是对主君的“义理”，对侮辱进行复仇则是对自身荣誉的“义理”。在日本，这是一枚硬币的两面。

今日涉及“义理”的语言充满了嫌恶之情，常常强调是舆论压力迫使人们违背心意而不得不履行。他们说：“安排这门亲事完全是出于义理”，“我录用那个人完全是出于义理”，“我照顾他完全出于义理”，如此等等。他们还常常说“受到义理牵绊”

正如美国人在金钱交易中，宣布破产就是对不能偿付者的惩罚，而且是十分严峻的惩罚。日本人则把不能报答“义理”的人视为破产，而生活中的每一接触都难免涉及某种“义理”。

与美国人还钱观念还有一点相似，日本人对“社会义理”的报答也是极致精确，等量对待。在这一点上，“义理”和“义务”完全不同。“义务”无止境，不论如何做也不可能完全报答。“义理”则不是无止境的。

中国人认为对侮辱和诽谤反应过激是“小人”的品格，也就是道德水平低下的人的特征。不像日本把对名誉的敏感看作高尚的一部分。在中国的伦理观中，一个人突然挑起暴力来肆意报复所遇侮辱是错误的。如此神经过敏，他们觉得可笑。他们也不会下决心用一切善良与伟大的行动来证明诽谤是无根据的。

美国人的信念是同辈间的竞争能够将事情做得更好，而以“恩”为伦理基础的日本人则极少容许竞争。他们的等级制体系中的各种烦琐规定把直接竞争控制在最低程度。

人之常情

在日本，享乐像义务一样，也需要学习。
恰如酷嗜热水澡，被视为一大享乐一样，他们也重视“锻炼”，其传统包括最严厉的冷水浴。
在日本人的哲学中，肉体不是罪恶。养情妇、嫖娼、同性恋、酗酒、自慰都是“人之常情”

道德困境

西方人倾向认为，反对陈规旧习，克服障碍去争取幸福，这是强者的标志。而日本人则认为，所谓强者，恰恰在于敢于抛弃个人幸福而去履行义务。他们认为，性格的坚强不是表现为反抗，而是表现为顺从。

恰如日本政治家为简化等级制而把天皇置于顶点，排除将军及封建诸侯，在道德领域内，他们也为简化义务体系，努力把较低层次的德行全部置于“忠”的范畴之下。通过这种办法，他们希望不仅把全国统一于“崇拜天皇”之下，而且减少像原子结构那样的多层次分散的日本道德。他们力图教导人们，实现了“忠”也就完成了其他一切义务。他们要使忠不再是地图上的一个势力范围，而是道德拱桥上的拱心石。

孩童启蒙

日本的人生曲线与美国的人生曲线正好相反。它是一根很大的浅底U字形曲线，童年和暮年有最大的自由和任性。随着幼儿期的过去，约束逐渐增加，结婚前后个人自由降至最低。这个最低线贯穿整个壮年期，持续几十年，此后再次逐渐上升。过了六十岁，人又几乎可以不为羞耻和名誉所烦恼，就像幼儿那样。在美国，曲线是倒过来的，孩童教养非常严格，随着孩子日益成长而逐渐放松，待至他找到能够自立的工作、有了自己的家庭，就几乎可以不受别人的任何掣肘。在我们美国人看来，壮年期是自由和创造性的鼎盛时期。随着年龄的增长，精力日益衰退，逐渐失去对生活的掌控，以至成为他人的累赘，就又要受到约束。

延续香火的观念使成年儿子即使一直依靠父亲，也不会像西方民族那样感到可耻和不体面，而且这种状况延续的时间要比美国长得多。

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说，上述种种约束所达到的程度具有极大的研究意义。无论是大家族还是小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社会中，当集团成员受到其他集团成员的非难和攻击时，该集团一般均一致起而袒护。只要他继续为本集团认可，在必要时或者在遭到袭击时，他坚信能得到本集团的充分支持，而敢于与本集团以外所有的人对抗。在日本情况则似乎刚好相反。某人只有得到其他集团的承认，才能指望本集团的支持。如果外部人反对或批评，本集团也会反对他、惩罚他，除非他能使其他集团撤销或直到撤销这一批评。由于这种机制，‘外部世界’对日本人获取组织认可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是其他任何社会不能相比的。

即使是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他们也说是“自觉自愿”为“尽忠”“尽孝”或为“义理”而死，并不认为属于自我牺牲的范畴。他们说，这样自愿死去正是为了达到他的目标；否则就是“犬死”，即无意义的死亡。

罢工者最常采取的办法是“占领工厂，继续工作，以增加产量以使经营者丢脸

《低智商社会》

大前研一是不是对日本国民素质的要求太高了？还是说相比之下中国的国民素质还远远追不上？

在日本，个人智商确实很高，但 Group IQ 太低
不思考，却有见解的人太多了

从事媒体工作的人本应该是业界精英和知识分子，本应当用优秀的头脑去揭露社会不良现象，监督政府行为。但现实是成了宣传工具。

“政府萧条”：政府制定各种不合理的政策或者法规，导致经济扭曲。

为数一亿的“经济文盲”

小泉选举和邮局民营化

只奉行“〇X”原则的政治家，只喜欢“〇X”的新闻媒体，只听取“〇X”的国民，共同造就了日本的衰退。

对互联网有害论的反驳

现在看来，互联网有害论早已破产，但在当时还很盛行，我们看看大前研一当时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网络有害论的观点：网络引发犯罪，网络时常有诽谤，搜索引擎让人丧失思考
今后的社会中，网络不可能消失
网络给我们现代的“古希腊城市广场”
网络的虚拟环境中，人们可以聚焦于观点，而不是身份（日本人现实中太注重身份尊卑）

无欲望的年轻人

对轿车、电脑失去兴趣，不喜欢海外工作
没钱，物欲也能得到满足。
社会财富主要集中在中老年人手里，遗产税很高，这妨碍了年轻人消费。
很多男性放弃结婚的念头。因为自己的年收入和女方父亲的资产一比便会发现，“如果和塔结婚的话，她以后的生活就会变得很拮据”

重新审视“素质教育”：素质教育行不通

“偏差值制度”=愚民政策
日本孩子在形成自我判断的重要时期，大脑被“偏差值”控制着，人的能力被数字化了，会在心中形成一种暗示，“我就是这个水平了”
希望人们思考时，他们会立刻拒绝：“大前先生，您最好问政府部门，他们脑子比较好使（偏差值较高）”

抨击大学成为只研究学术的象牙塔，要认真教授“谋生的方法”，“谋生的方法”里有“三件神器”：英语、金融、IT，如果再附加一点的话，那就是领导力。

低智商社会让谁获利？ 日本政府、外籍投资家、投资基金
作者提到了“卡拉OK资本主义”

《低欲望社会》

（丧失大志时代）大前研一

《低智商社会》和《低欲望社会》描述的现象和产生条件都与中国现状大不相同，无须过于套用。然而书对中国很有价值，指导未来避雷。

“20世纪经济学”凯恩斯主义在日本不适用，因为无论何种货币政策，对于处于少子化、老龄化的日本来说并不有效。

问题在于，口袋有钱的并不是上班族，而是高龄者。高龄者的子女房贷和教育经费方面的过多花费，他们对将来抱有非常大的不安，绝无可能掏钱滋润消费市场。高龄者自身也有莫名的不安，会控制消费。

政府应当制订计划，让老龄者吃好喝好玩好，对健康的高龄者，能继续工作，不健康的高龄者也有国家保障。

21世纪资本论：长期以来，资本收益率（r）总是高于经济增长率（g），导致贫富分化，资本的不平等还会世袭，所以必须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课税，而不是对所得课税。

大前研一不同意对资本课税的手段，日本是财富再分配第二好的国家。
《21世纪资本论》中，托马斯教授主张用累进课税制，作为贫富分化的解决方案。结果是缩减了人的欲望，而资本主义社会恰恰是一个没有利润动机就没有赚钱动力的社会。

户籍制度阻碍人口发展

物欲和发迹欲望丧失的原因

1. 便利店创生出一天500日元就能解决温饱的社会
2. 赶上泡沫经济的父母是“反面教材”。父母辈是拥有物欲、发迹欲的“经济动物”，现实生活中毫无情趣可言，反而被房贷压的喘不过气。
3. 男女落差。以前女性认为男性手头拮据正常，两人携手共筑未来。现在他们不会与没钱的男性结婚。男性对此心知肚明。
4. “穷充”流行。如果一个国家流行穷并充实也不错，那么这个国家最终会沉没

“穷充”

瑞典也曾经流行过“穷充”，解决方案是

1. 养老金缴纳额与未来领取额挂钩
2. 劳动制度从偏向员工转为偏向企业

英国的方案（撒切尔夫人）：

1. 金融市场宽松
2. 国企民营化

日本现状： 无论如何努力，都不能获得金钱和职务上的报酬

草食化的年轻人和活力满满的老年人

优秀顾问和蹩脚顾问的区别是，优秀顾问将问题归结到最主要的一个点上。蹩脚顾问列出30个问题，然后反向提出30条对策，但是一个公司不可能同时执行30条对策。

安倍政府充满微管理

日本规定企业必须每年给股价3%的派息，使企业不得不保留大量现金，并且股价上升对企业不是好事情

各种不合实际的税制改革，难以达到目的（刺激消费，促进企业投资日本）。

企业出海只有两个理由

1. 设立生产基地
   • 当地拥有人才，且人工成本较低
   • 产业基础设施还算完整
   • 当地政府能理解外国企业的进出
2. 打入新型市场

与其增税增加工薪阶层的负担，不如减税让富豪愿意在日本生活，毕竟日本的治安、环境、温泉、富士山都挺不错的。富豪定居日本后，会带来大量财富和消费。

人口问题

移民政策可分为3步骤

1. 引入1000 名优秀人才
2. 引入“士”：医生、护士、护理、律师、消防
3. 向普通劳动者发放绿卡。建筑业、渔业等

护理离职问题：为了照顾老人而离职。
美国通常的做法是：1. 利用公共设施 2. 用自己一半的工资雇人